今天下午你接到了一个电话，你被告知要走了。仿佛有预感，你在上周述职之后，就一再担心走的人是你。我一再地安慰你，一再地找领导帮你说话，我以为一切都没事了，没想到下午接到电话的是你。

我很抱歉，我只能说我尽力吧…对不起，我没能完成任务。

你不爱说话，很腼腆，而且有些自卑，但是你是认真地去做事的，我不清楚你的学历和背景，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你在这种官僚机构里的卑微。

我们每个人都活得很卑微，我们卑微地活在这种体制里，我们改变不了别人，我们只能改变自己，改变了自己，就改变了体制中的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改变，就可以影响到下一个流程的变化，变化一点点的发生，我们改变了自己，我们就改变了体制。因为，我们就是体制，体制就是由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构成的——飞扬跋扈的只是很少数，他们不需要卑微，是因为他们心里更卑微地，或者他们卑微的时候，没被你看见。

我今天从RSS订阅里看到了飞猪的一个文章，飞猪很少更新他的博客了，他今天更新的这个文章好像正好写给你我的。这个文章就叫《一个故事》。我们一起看——

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应该从去年的此时开始说起。对于一些朋友来说，那个12月，比眼下的经济危机还要难挨。

当时，“新劳动法”即将执行。其中一条：“用人单位如在临时性岗位上用工，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并依法为其建立各种社会保险，使其享有有关的福利待遇”。

这条在许多人看来又无关痛痒的新规，意味着许多公司将会为了控制成本，避免支付额外的“各种社会保险”和“有关的福利待遇”，必须大量削减“临时性岗位上的用工”。

换言之，幸运的临时工得以转正。更多的人，却要在这一个月内，迅速丢掉饭碗。

对于一家有大量重复机械性工作需要完成的公司而言，此前大量使用临时员工自然是上上之选。但对于我在搜狐的不少同事来说，“新劳动法”即将实施的当口，却成为他们人生最焦虑的一段日子。

让我用“L”来称呼这位同事——年轻的女编辑，算不上聪明，却很勤奋。勤奋到我们觉得这一场盛大的告别宴中，肯定不会看到她离去的身影。

我和L的工作交集不多，但以局外人的眼光看，对她鸡蛋里挑骨头，也未必是件容易的事情。

很可惜的是，L因为是专科学历，经过上上下下的多次努力，也没法帮她“转正”。我也不记得盖棺定论的那个时候，我稀里糊涂地祝福了一些什么，发自肺腑还是言不由衷，也都不大重要了。大概意思就是，赶紧找到一个新的工作吧，没事儿的，北京那么大，网站多得是嘛。

我大概以为，我脑中关于L的记忆就会到此结束。各奔东西之后，自然也就只剩在网上隔几月发个笑脸的嘘寒问暖了。

或者干脆连这客套也省了，似乎更契合实际。反正都忙。

就这么着，一年过去。冬天来了。

下午，正在暖气过量的办公室里打盹，有人忽然大声嚷嚷：“L考上了北大！”附带一个“开心网”的图片链接。我点进去，看见两排大字：“北京大学”、“入学通知书”。下面是L的名字。

立刻打电话给L，上气不接下气：“啊？啊啊啊？你那照片是怎么回事儿啊？”——嗯，这就是书上说的，“我打心眼里替她高兴。”

昨天下午，和张亮在网上有一搭无一搭地扯。他说了另外一个故事：

“我跟一个朋友聊天。该朋友，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之一，……一个以为对方要出国，一个以为对方得当个 banker 什么的。结果今天都比较平常吧。

“相反，我一个大学没考好的哥们，后来在美国混了多年，一开始抽大麻叫小姐。后来考研还没考上。又考了一年，他去了 Stanford。最近在投行，每天跟 Al Gore 开会。”

相比于斯坦福和美国前副总统，L的故事或许平淡无奇，但于我而言，身边这简简单单的转变，却真实许多。

张亮又说：“别有一天彻底丧失改变生活的勇气。”24岁，或许不算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