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和他见面之后，一个星期没有继续联系，今天上午他打电话给我，说下午要过来办事，顺便过来看看我。不过，我觉得他应该不是来办事的，而是专程来找我的。

他是我大学校友的堂弟，2003年来西安读法律，在西安已经5年了。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是来西安就学之后，却没能再回去。对于没有多少背景和身世的他而言，就算生长在首都，又能怎么样呢？他和很多大学校友一样，进不了被关系和权益层层瓜分的公检法系统，做律师又没有律师应有的社会关系和媒体关系。他们这批学法律的大学生，毕业就是失业了。

于是，他就凭借在大学里的文科基础，开始了在西安的艰苦生涯，他对我说，他做过撰稿人，做过独立摄影的编辑、策划、制作，还以非常艺术化的手法帮新婚夫妻拍摄艺术片，甚至还接过非常不错的有社会意义的摄影任务——全程记录一个得道高僧的葬礼。

上周在纺织城的创意工场里见到他的时候，那一幕，可以无缝地融合到《流浪北京》里，作为导演吴文光在18年之后补拍的后记。《流浪北京》，那是一部后来被称为中国独立电影的滥觞的历史性作品。

今年年初，我的大学同学找到我，对我说：你要尽力劝他回来，一个人在西安这种地方，还要做什么文化产业，搞笑不？

我当时还劝告我的同学，不要破坏这个孩子的梦想。在北京这些大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往往更希望放逐自己的灵魂，去寻念生活的悲痛和本质。何况他这个有思想、有中国文人气节的堂弟呢？

我一直奇怪，这个宝贝堂弟为何迟迟不来找我，约了好几次，但是都没回音。直到上周的时候，我接到了他的电话。 他说他在纺织城附近和朋友创立了一个工作室，还说有些东西想让我看看。正好号称西安历史上第一次的一场室内音乐节由黑撒他们在纺织城操办，我就过去了。

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今天是我们第二次见面了，他过来之后，带着一个风尘仆仆的用来装军用被褥的绿包。上次也见到了他背着这个大包，那天是瘪的，今天是鼓囊囊的。

他打开了包，对我说：看，这些东西漂亮不？我看到了五六个梧桐木做的脸谱，看上去像是“勺子”，“勺子”的背面上画上了各种京剧脸谱一样的花纹，勺子里都有一个人的名字：“马亚洲”。

我说真漂亮…然后我就开始打盹了，请原谅我，兄弟 。最近晚上经常熬夜做事，很累，不是我不想陪你多说几句，而是，我坐在温暖的餐厅里不由得困意丛生。

后来，他吃完饭，沉默了一会，我觉得他好像有话要说，但是又不说，我看着心里都难受。我说：兄弟，有话你直说。

他讪讪地笑了一下，说：

“2008年，什么倒霉的事情我都遇到了，从北京借钱回来和朋友一起做事情，没能成功，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工作室已经事实上破产了…

“地震之后女友分手了…

“有三个月的时间里，我天天都是面条，一天三顿都是面条…

“我遇到了四大劫难吧，从年头到年终，一个接一个…

“我前两天应聘去一家网吧做网管，还没给我消息，估计可能性不大…

“我现在马上要去ZHA（一家西安本地很大的KTV连锁）做厨师…”

啊？你会做饭？我吃惊地问道。对啊，只要能看到的，我都会做。他很自信地回答我。

我心里不由得升起一层悲哀，我所在部门隶属的某国营大型企业，本周刚刚进行了裁员，裁员比例高达是10%。与此同时，我还对一些即将进入公司的实习生做了培训，亲眼目睹了实习生梦们为了得到一个机会都会费尽心机。经济不景气啊，谁说2008年发自美国的全球金融海啸没有影响中国？那是胡扯呢！

我知道我该做什么了，不能再让他说下去了，那会触及到他的自尊了。

我在北京生活过四五年，对北京人那种骨子里的“燕赵悲风”略知一二，那是一种深藏不露，一旦爆发必致人死地的强硬气息。守备在卢沟桥的国民党士兵敢打响抗日第一枪，那是有区域文化背景的——你大爷的小日本，敢来天子爷脚下动土？干你娘的。同样，比如杨佳，如果是一个外省人，受点欺负，忍一忍可能就过去了，但是北京杨佳不会，他被逼急了，就会找你要个说法，不给说话，干了你丫的！

他问我：你知道这五个勺子值多少钱么？

我说：30到50吧？

他笑了笑，没答。又问我，你知道这里面最好的是哪个么？

我说：是那个油漆比较亮的吧？

他又笑了笑，没答。于是又问我：你知道马亚洲吧？

我不知道。于是他说：他是宝鸡的，很有名的，专门做“马勺”的。马勺里最好的那种，往往是线条最简单，色彩最少的。比如这个“蚩尤”…你猜，他值多少钱？

我说：100多吧？他很腼腆地说：50就够了，我觉得50就可以了。

至此，我明白了一个自尊心极强的男孩子的心思了。他是想让我买下来，从而救济他一下。他之前说的一个细节提醒了我：他已经有好几天都在靠自己煮面条过日子了…他很清高，不好意思直说，说话绕了很多弯弯。他的本意或许是拿这些给我，和我交个朋友，但是做起事说起话来，却让我觉得如此好的“马勺”不如购买下来，顺便也救他一急了。

我咋那么傻呢？我拿出了250元钱， 二话不说：“要五个，给我吧。”

他很感激地说：这不好吧？我还准备拿到小寨的过街天桥上试着卖几个，看看反应呢。

我说：不用了，你下次再从宝鸡捎来几个，去小寨做试验吧。

他想了想，说：要不这样，我送你一个，200元吧，送你一个。

我爽快地说：嗯，好，成交！

随后，他又上楼在我的办公室里和我谈了一会，问我如何将手里的那个非常珍贵的“高僧葬礼”的视频市场化操作，挣点钱，我出了几个点子给他。

最后，我送他走了。他走了之后，我在想，这200元，够他活几天的呢？我之前和客户在他即将要去做厨师的那个KTV消费，每次都是四五百，而他——法律学士、北京市市民、漂在西安的游子、纺织城文艺男青年的第一份薪水只有微薄的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