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后，我去了北京两次，期间都是住在了这里——
这是设置在北京西单附近一个胡同里的家庭旅社，老板是三个人，老爷、大乔和二乔。他们在网上有一个博客：三夫岗。
正所谓“相逢的人会再相逢”，三夫岗的老爷，今天要来西安开始他的西北之旅了。世间所谓缘分，莫过于此也。我们又在西安见面了。
我非常怀念二乔的咖喱鸡腿饭，但是二乔这次好像没有出行，看来是吃不上了，不过我计划在西安和老爷一起吃顿西安的特色餐点。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在哪里住的时候，那张干爽的床铺，还有谈笑风生的来客。来住的大多都是各地的游客，在一个家的环境里，很快地融入在了一起，并不感到陌生。
好了，最后我再做一个赤裸裸的广告：如果你去北京游玩的话，你可以放心地入住三夫岗。
（一）
标题上的这句话是搜狐博客的说辞。
它出自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原文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即使是你最心爱的人，心中都会有一片你无法到达的森林。
关
于《挪威的森林》，我能说的上来的，有三次：第一次是甲克虫乐队的歌曲，甲壳虫乐队60年代唱出的名闻世界的曲子《Norwegian Wood》；然后是村上春树的小说，1987年他写的一本青春恋爱小说也叫这个名字；最后一个是伍佰创作的歌曲《挪威的森林》，伍佰引用的这个名字来移用，借来承载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意境。
（二）
曾经被我拉来做版主的、目前在北京飘的、一个至今还没女友的大帅哥——雨林漫步在他的文章中说：“大家还能有多少次看到我的脸？”
2002年我决定来西安的时候，一度也曾经想过回去，甚至想，做够三个月就回去。但是我却长期地留了下来。西安是一个可以生活的城市，而北京……对于我来说，只能是一个工作、学习的城市。
我不可能一辈子总在工作、学习，我需要生活。人活着为了什么？就是生活，有尊严地活着。
2007年初，经过一位死活也不愿意公开姓名的朋友的介绍，搜狐IT数码频道的老大马向阳开始和我接触，北京自98年夏天的高考招生之后，再次向我招手。
1月23日，我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马老大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搜狐的大门是向你敞开着的”。这句话令我感动了好久，因为，我遭遇到很多很多向我关闭着的大门，哪怕拿出120分的诚意，都不打开的大门。马老大的属下们在一种西安企业难得一见的高节奏、快频率中工作，部门中的男男女女几乎都戴着一幅眼镜，而且度数看上去都超过了北京市的历年高考分数线。
其实前前后后在北京的时间并不长——只有两个星期左右，但是在马老大手下的工作经历却让我难以忘记。陈中、昌茂、亚红、黄志光、还有和我一样也是来自山东的主编赵秀芹，这些年轻人在工作和学习中，给我不只是吃惊，简直就是震撼。
从北京返回西安之前，我对生于1982时年25岁的陈中说：“我老了”。赵秀芹赠送了一个笔记本给我，那种感觉就好像当年初种毕业时，我的同班同学送个礼物当作纪念。
2007年再去北京，在搜狐IT部门工作；看一个真正的IT公司的运作；听面善的马老大训话；和《IT经理世界》的胡明沛一起做游戏，验证诚信的代价有多大；还有方刚在年终总结会上拍着桌子陈述自己观点的风采…很多细致的东西，从方方面面体现出来来，时间长了或许感觉不到，但是对于我这个初涉搜狐不深的人来说，这却有别样的吸引力。
2007年过完春节，我再次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这次是带着签约的心去的。
（三）
但是我最后选择的是陕西省电信信息产业分公司。一个看上去并不IT、也不互联网的、更不web2.0的地方。一个可能需要打领带、着正装上班的地方。
在选择搜狐或电信的时候，起到关键作用的是一枚硬币。我将搜狐和电信的好处都写在一张纸上，然后罗列对于我来说更重要的权重和比率，将我能想到的，将陈中、昌茂和牧云、白娃等人说的留北京、回西安的理由都写下来。我惊奇的发现，比分是204:204。平局。
于是我拿出了一枚一角钱的硬币，将“1”定义为搜狐所在的那座大厦，将“兰花”定义为西安家中的那盆兰花，高高抛弃，落在地板上，弹进桌子下，看不见了。
那一刻我的心突突突突简直就跳出来了，不敢看桌子下的硬币是哪面。让一切交给命运吧——是兰花。
又生日，
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是二十出头了，
上次听谁谁谁说，二十五岁前最大的错误就是不犯错误，
我比较幸运，能犯的错误都犯了，
所以，接下去，在属于我的年代，
好好发挥了！
我也度过了犯错的年龄，我感觉我比Dash还幸运，因为我不只是做错了好多东西，我还错过了好多东西。
我不是信命的人，但是我相信“善有善报”。春节回家，我的三姐送我一本书，名字叫《了凡四讯》。这是一本叫人向善的书，摒除所谓的“封建糟粕”，它其实是告诉读者：“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并负责任地生活的人，他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会将积极、善意的信号传达出去影响到周围的人。”我深信这点。我的三姐可能说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她也已经体会到了这点。
（四）
2006年12月正式辞职，到2007年3月19日正式进入陕西电信信息产业分公司。这段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时间里，我得到了以下人士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同时也要感谢那些不能说出，却起到了关键作用的人士。我会将你们传达给我的善意，记在心里，并传达给更多的人——
曹鹏飞、叶萍、苟疆秦、张爽、张阿芳、周庆辉、甘云剑、吕梁、郭怀亮、罗准、王永超、牧云、白娃、宫涛、王春学、周波、梁锋伟。
排名不分先后，如有疏漏，请跟帖提醒我补上@o@。
侄子：
中午和你通电话的时候，你说你爸爸妈妈下午2点就要离开长沙回家了，你哭了。
这一刻，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你，因为我知道，当年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我读大学的时候，你爷爷没有送我到学校，你奶奶更没送我。他们都年老体弱，而且他们都不舍得花钱。
那年，你爸爸开着摩托车帮我把行李送到我们家乡那个小小的火车站，你爷爷骑着自行车在旁边跟着。
你爸爸的摩托开得很慢，这样就可以让我和你爷爷多说几句话。
我们家乡的那个火车站没有车票出售，那时候的火车票还是硬硬的卡片式的。
去北京的火车都很晚才经过我们的家乡，而且都是在晚上，有23点的，还有凌晨2点的，还有凌晨5点的。
不管坐哪趟车，都要在车站上等待好久。
正是各个大学开学的时候，听说火车上的座位很紧张，你爸爸赶紧去找到他在火车站上的同学，塞给人家两包烟，把我交代给人家。
你爷爷一直就舍不得走，他好像有很多的话要嘱咐我。
夏天就要结束的晚上，阵阵凉风习习吹过。我直到今天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星星很多，一闪一闪地挂在我们家乡的天空上。黑色的天空在地平线的边际上逐渐过渡为蓝灰色。
你爷爷和我就坐在火车站的台阶上，我们父子俩竟然好像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但是，我可以感觉到他的那种藏在兴奋中的哀伤，那种即将和儿子离开的惜别和期望。
我们家族里的男人都是这么一辈辈地走出来的——我后来曾经这么想。
我们这些男人们，每个都注定要离开家乡，远走他乡。
从你爷爷开始，他就在外面读书。后来他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了全家十几口子人。但是，他当年去读书的时候，甚至要自己背着粮食，自己身上甚至连穿的衣服都没有，都是凑的。
我的叔叔，也就是你的二爷爷，他为了寻口饭吃，去兖州的火车站打工。那个时候的火车还在烧煤，他年龄很小就在火车上帮人家运煤，向锅炉中加煤，他后来走路的时候脚步都有点轻轻的歪斜，就是在那时候过于劳累导致的。那个时候，他还不到16岁。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你爸爸和你广义叔叔先后也考到了外地读书，他们当年也很辛苦。有一次，你爸爸甚至遭遇到了地震，急得他把自己的被褥都从宿舍楼里面扔了出来，准备跳楼了。
你广军叔叔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后期只身一人去广州读书，在火车上就被人骗走了10元钱！那时候的10元钱能购买的东西比现在的100元都多啊！在广州，广军一个人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甚至连个收音机都不舍得购买，辛苦地读了四年之后，连广州的旅游风景区都没去过几个。
广军那个时候做火车，要先从我们家乡坐到菏泽，再次菏泽坐到郑州，然后再从郑州坐到广州，经常都是没有座位，一个人站到南方。你广鸿叔叔当年在莱阳读书，也是很辛苦的。一年下来人就瘦了，读大学的时候比读高中还瘦……。
在他们这些人离开家乡的那一刻，谁知道他们后来会成为一个个顶天立地的男人呢？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想过自己会当学校的校长、当上药店的老板、当上上市公司的骨干、当上企业的管理者、当上私立学校的负责人。
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我保存着广义广军广鸿还有我自己的日记，我们都记载了自己当年的那些历程，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纪录日记的习惯，我曾经想过，如果把这些日记整理出来，这将是我们家族多么宝贵的一份财富呢……
那天晚上，在火车站，我还遇到了一个老乡，非常巧合的是，我们竟然是在同一个学校，她有爸爸送。你爷爷就把我又交代给了人家的爸爸，让他在路上照顾我。
我装出自己什么都不惧怕的样子，我故意把自己装成比较成熟老练的样子，我非常希望你爷爷在看到我登上火车之后，能够不再为我担心，我希望自己能给他一种放心的感觉。
火车来的时候都已经23点了，我和你爷爷走上火车，帮我把沉重的行李抗上火车，然后就走了。那一刻，我哭了。我想你也会哭，因为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在这种分别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不哭。
我冲你爷爷挥挥手，转过身去，擦干眼泪，继续在拥挤不堪的火车上寻找可能的座位，后来我跑进了稍微宽敞一些的餐车，但是又被人赶出来了……
在后来的某天，我意识到，在我离开家乡的那一刻，我就必须要依靠自己去面对一切事物了。那个时候的我，就好比今天的你，都站在了一个新的起跑线上，从过去依靠家长老师，正式过渡到依靠自己独立谋生、立足了。
我今天也仿佛有很多话对你说，大学为什么要读四年呢？这是因为在欧洲的贵族认为家族里面的孩子必须在成年之前离开家乡独立去生存一段时间才好。他们觉得三年太短，五年太长，因此就选择了四年。
直到今天，欧洲国家还有这样的传统——就是28岁之前的青年人可以自由地居住在遍布欧洲的青年旅馆，周游各地。
这四年，是你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成人礼，是你自己开始独立生存的一个开始。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我们家族男人的成人礼都是从火车站开始的，我们一个个的从火车站出发，又从火车站回来，我们一个个地在火车的来来去去中长出胡须、长硬骨胳。
1998年，在离开家乡的时候，我想起我的奶奶曾经在兖州铁路上为人家做饭，以此来糊口，我曾经写过一个小文章，叫”不忘兖州”。
不忘兖州，其实就是不忘我们这个散居中国各地的家族的奔腾不息的血脉。
从广东到东北，从山东到新疆，从上海到西安，从长沙到北京，都有我们的足迹。
我们从山东一个小小的村庄里面，走向更远更远的地方。
09月01日 星期五 05:05AM
【明報專訊】資深新聞工作者程翔昨日被北京市法院判處間諜罪成囚禁5年，從官方發布的裁決內容裏，我們看不到任何有力指證程翔賣國的證據，他的所謂泄露機密予台灣情報機關，原來只是替據信是廣 告台灣歐亞基金會的機構撰寫分析兩岸局勢的文章，許多內地和香港有名的學者都曾替這基金會演講或撰文。我們有理由相信，程翔只是兩岸敵對的畸形政局與內地過於嚴苛的國家安全法例的犧牲品，北京當局應盡早讓他回復自由，並從速檢討現行的國安法例。
去年8月新華社曾就程翔案發表一則消息，指他收取數百萬元的款項，為境外情報機關刺探關乎中國軍事、政治等方面的絕密資料，指控極其嚴重。
不過，從昨日官方發表的審訊結果來看，去年8月提出的指控顯然是高度誇大的片面之詞，經修訂的指控是向台灣某基金會提供涉及機密的資料，前後收取了30萬元。
歐亞基金會也許和台灣的情報部門有聯繫，正如內地好些科研單位甚或新聞機構，往往是情報人員棲身之所。但這些機構在海峽兩岸的交流上畢竟有正當的角色扮演，因為兩岸的政府長期處於敵對猜疑狀態，兩地的官員極少正式交往，但不交往會加深誤解，會增加錯判局勢擦槍走火的風險，為了兩岸和平，純民間和半官方的交流是有必要的，情治人員或會滲透其中，但不能把這類交流打成間諜活動。
歐亞基金會的活動並不神秘，它有許多講座和研討會是公開的，它徵集了兩岸三地不少學者的評論文章，公眾在網上可以檢閱，程翔就算按官方指稱，在2004至 05年間，為基金會寫文收取30萬元酬勞，也仍然在正常的稿費範圍內，不能就此扣上間諜罪名，如果他真的為台灣當間諜，怎會愚蠢到叫人從香港把他的手提電腦帶返內地，交給調查人員﹖世上有這樣的間諜嗎﹖
根據官方昨日發布的消息，程翔不但主動交出個人電腦，還對他和基金會人員的交往直認不諱，和盤托出，這一點顯示，程翔是相信自己是清白的，他大概是出於問心無愧的愛國情操，主動向調查人員披露自己過去數年寫的文章，調查人員仔細審閱，在字裏行間發現了官方機密的影子，便抓大做文章。
其實，跑了幾十年中國新聞的記者，有誰沒有接觸過國家機密﹖有誰的筆下沒有機密資料的影子﹖這是因為中國有太多的國家機密了，從江澤民為何提早全退，到重大天災人禍的處理，貪污腐敗案的調查下文，無一不是國家機密，問題是程翔向台灣歐亞基金會提供的所謂機密，是否真的屬於敏感的國家安全機密，其外泄會否對中國的國家安全造成損害﹖官方發布的審訊結果，在這個關鍵問題上提不出任何有力的指控，遑論令人信服的證據。
官方對程翔的指控，實在有太多疑點，完全無法令人相信這位港大畢業後放棄高薪厚職去《文匯報》當記者的愛國者，會是出賣國家的間諜。或許因為這個緣故，北京當局也不忍心重判，以無中生有的「自首」為由，判他入獄5年，相對於過去間諜罪和泄露國家機密罪的量刑，這個刑期可算是從輕發落。
對於清白的人，一天的刑期也是過多，我們深信程翔是清白的，當局應該盡早釋放他。即使按照內地的司法慣例，服刑滿三分之一刑期，便可申請保外就醫，程翔去年4月被拘禁至今已超過16個月，距離5年刑期的三分之一（20個月）不足4個月，當局既有從輕發落的意思，何不一輕到底，應程翔僱主新加坡《海峽時報》的請求，讓有高血壓的程翔早日獲釋﹖
程翔案帶出了一個香港新聞界很關心的課題，就是如何避免墮入國安法的陷阱。所謂國家機密，既無清晰定義，亦無識辨標記，檢控機關毋須證明被告人知情而蓄意泄密，亦毋須理會泄密會否對國家安全構成實質傷害，被指泄密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某台灣學術機構在內地國安人員眼中是敵對情報組織，無意中變成通敵賣國的間諜。在這樣的國安法律下，無辜百姓動輒得咎，記者在內地採訪提心吊膽，怕隨時跌進地雷陣，這對中國的現代化是莫大的諷刺，中央領導人追求以法治國，實應從速檢討和修訂國安苛法，為中國實現法治的現代化鋪路。
龙应台
光明观察刊发
时间：2006-7-27
http://guancha.gmw.cn
二十一世纪初的台湾，人们深陷在一种挫折无力的郁闷情绪中，看着国内的政争使国事空转，发展停滞，感觉全球化的竞争压力来到头顶。望向北京，彷佛听见一片工地，宏大建设雄伟兴奋的声音隆隆震耳。
如果说，台湾人这几年来每天看到的、读到的新闻，全是蓝绿阵营的对决、总统亲信的弄权和形形色色的政治算计，那么申奥成功之后，中国大陆人每天看到的、读到的新闻，却是这一类的：
前进二○○八
－－为了迎接二○○八年的奥运，一千二百一十五公顷的土地将被辟为奥林匹克中心，其中奥运村将容纳将近两万名运动选手和各国官员。七百六十公顷的土地将化身为城市的森林公园。（台北大安森林公园是二十六公顷）。
－－在○八年之前，一百二十亿美元要用来改善北京市的空气和水的质量，两百亿美元要花在交通系统的改善。
－－首都机场正进行扩建，到○八年周转量将达到六千万人次。
－－到○八年，轨道交通预计将由现在的一一四公里增加到二百公里左右；同时，北京市还在加快市区内快速交通线的建设。目前，市区快速通车里程达到三百二十公里，已经完成快速路网规划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到奥运会开幕前，北京地铁一号线全部一百二十辆新车将投入运行。新车均为不锈钢车体，车厢内有移动电视系统，采用德国及英国防火标准，同时设置了残疾人轮椅渡板及盲道，为残奥委会做好准备。
－－○六年北京市污水处理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同时在目前已建成的卢沟桥、清河等九座污水处理厂的基础上，五里坨等五座污水处理厂也在建设中。预计到○八年，北京污水处理率将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台北市的用户接管率是百分之七十八点一七，高雄市百分之四十二点二五、台北县是百分之七点九三。全台湾的平均污水接管率不到百分之十五。）
－－预计观光客会有一千万人次，北京方面将为即将到来的大量旅客提供高质量的住宿。二○○六年四月底，北京星级饭店已跃升至六百五十八家，其中五星级饭店三十七家，四星级饭店八十三家，三星级饭店二百二十四家。
－－北京去年已对二十个景区完成停车场、售票房、商亭、银行刷卡机三百五十四个与一百二十个厕所的建设，也将请国内外专家，翻译北京主要旅游景区的英语标识。
－－参加○八年北京奥运会的外国游客将不用担心语言障碍、道路陌生、生活不便，因为德国科学家正在研制新型人工智能手机，让来到北京的外国游客不仅不会迷路，还能享受最快捷的信息服务。譬如要去的地点，用外文键入手机，就立即会有中文显现。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北京已经开展影响奥运举办的重大卫生防疫风险评估，其中就包括食品安全的评估，到今年三季度可以完成。
－－据预测，奥运会期间，各国代表团和工作人员将达到近二十五万人，供餐超过一千三百万份，因此奥运期间总共需要五千吨蔬菜的供给量。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已经列出了奥运会期间运动员需要的蔬菜种类名单。针对有些蔬菜品种北京没有或很少的情况，已经开始着手进行蔬菜的引种和筛选工作，重点引进南美和西亚的蔬菜品种，在指定的北京郊区依气候和海拔进行培育。
－－新建场馆完成主体结构，改扩建场馆和临建场馆加快建设，奥林匹克公园形成整体景观轮廓。推进轨道交通建设，实施交通疏堵工程。支持城乡电网改造，加快燃气热电厂、天然气管线建设。整治八十个破旧小区，新建和改建公厕一千四百四十五座，建设一百条特色园林大街。
－－北京已组织了电视转播组织。奥运时，会有四千多名记者从事电视转播，六十多辆转播车，一千架摄像机在不同的场馆，共十个频道二十四小时开播。估计全球有四亿人观看比赛。奥运会有两万一千六百个注册记者，一万名非注册记者透过旅游签证进入中国。北京正成立「媒体运行部」，负责应对全球媒体的需求。
350亿与0.8亿的现实
因为行政不透明，中国为筹备奥运究竟会花多少钱，没有人真正的知道。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三百五十亿美元－－事实上可能更多，而其中的大部分，其实是投资于北京城市的基础建设。
三百五十亿美元，到底是多大呢？这么说，台北市一年的总预算，是五十亿美元。中华民国政府年度总预算大约是五百三十亿美元。其中的国家体育预算大约是零点八亿美元。谢长廷先生竞选台北市长提出的愿景之一就是要争取在二○二○年由台北市来主办奥运。他可能不知道三百五十亿美元这个数字，也忽略了○四年雅典就花了一百二十亿美元在奥运上；希腊预计接下来的年度国家财政赤字会超过GDP的百分之三，十六天的光荣奥运谢幕之后，可能是十年的债务。
在谢长廷宣布他的二○二○「台北申奥」愿景的同一天，原来一直在争取奥运主办权的莫斯科市长，宣布放弃申奥。在记者会上，他说，「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的！」
文化的深层转型
十六天的奥运只是一个大家都懂的便捷理由，北京的城市改造才是真正的现实。中国所激情拥抱的「不容置疑的信仰」，是「现代化」。到二○○八，那「花棚鱼池院落」、「胡同深处人家」慵懒而从容的北京将彻底而永远地消失，取代的是个性张扬的西方现代建筑，是密布的交通网络，是完整的污水处理系统，是进步的电子服务技术，是与国际接轨的观光设施。别的城市花了一百年的时间逐渐「长」出来的基础建设，北京以剧烈的手段在十年内完成。
如果实地去检验这些「剧烈」完成的现代化产品，可能会发现无数的裂缝和缺陷，深刻的矛盾和不安－－大建设的阴影里有深不见底的贪腐，有被践踏蹂躏的人权，有匪夷所思的浪费，有功能完全失效的硬件和软件之间的扞格等等。但是，我们可能同样不能忽视的是，这个社会正在做重大转型：透过科技的引进，他在学习现代的城市管理；透过与国际的密切接触，他在拓展自己的眼界；为了赢得国际的尊敬，他必须谨守某些价值和规范；为了让世界理解他，他不得不先去理解世界。在做这些努力的过程里，他自己的气质，已经改变了。
奥运只有十六天，但是筹备奥运的十年，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北京不再可能自外于国际的价值体系和秩序，而且一旦深入国际的价值体系和秩序中，北京将来也可能发挥另一种前所未有的文明能量。这样的北京，我们不能不刷掉所有从前的印象，重新认识。
对「现代」的迷信
也许感受到了台湾人民的郁卒，除了谢长廷说台北市要申办二○二○的奥运之外，陈水扁说，要送二十个十岁以上的小朋友到巴西进足球学校，每年提供每人一万美元，然后他们就可以打进二○一八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了。
北京在「崛起」，是的，全世界都在屏息瞩目。但是，台湾可以向「北京经验」学习的，是主办奥运和培养明星吗？
紫禁城对面，已经有一个被称为「大水母」的建筑站在那儿，睥睨着默不作声的八百年的北京历史。那是北京大剧院。
意大利的建筑师，在竞标北京大剧院落榜之后，酸酸地说，「我以为，为北京这样有历史的古城设计剧院，常识告诉我，这新建筑一定要和古城的历史氛围相和谐，中国传统的元素一定要融进新建筑里去。没想到，得标的是这样一个东西，简直就像从火星掉下来了。我才知道，原来，中国人其实是希望和自己的传统一刀两断的。我完全想错了。」言下之意，「火星建筑」－－谁不会呢？
和「大水母」竞争占有北京天空的，还有「大师级」建筑师库哈斯所设计的中央电视台。那是钢铁和玻璃挑战极限的作品，建筑体以反抗逻辑的姿态扭转向上，以自身的特异做现代的宣示。和库哈斯一样来自荷兰现居美国的知名评论家卜若马（IanBuruma）对库哈斯有严厉的批评。
卜若马说，这么走极端个人主义的设计，完全无视于环境的历史和当地居民的传统美学的设计，库哈斯应该完全清楚，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小区会容许他这么做。中国会容许，是因为那是一个集权政府，民间没有反对声音，而且集权政府刚好有钱，又极端崇拜所谓「现代」，使得代表「现代」的库哈斯可以把中国的土地当作个人艺术的实验场，恣意驰骋，无所顾忌。言下之意，库哈斯趁人之「危」，不道德。
全球的建筑师，都涌到中国来了。一个纽约建筑师说，他在中国，短短两年内所设计的摩天大厦栋数，是他在美国一辈子加起来也不可能有的。「中国的摩天大楼，」他说，「简直像野草，满地长。」
80亿的「视觉效果」
瑞士建筑师所设计可以容下九万人的国家体育场，奥运开幕仪式的主要场馆，因为形状而被称为「鸟巢」，预定的造价是人民币三十八亿元。在学者的批评声中，降低到三十一亿，一张座椅的造价是四万五千元人民币。五棵松篮球馆的设计，为了突出所谓「视觉效果」，要在场馆外墙上制作十层楼高的大屏幕。篮球馆估算的造价是十亿人民币，一旦动工就发现，单单是这豪华屏幕本身就要用掉二十亿。游泳馆「水立方」的设计更是离奇。澳洲设计，建筑外型要用一种中国无法生产的特殊材料，ETFE（乙烯四氟乙烯聚合物）薄膜，总面积十二万平方公尺的ETFE气枕造价至少两亿五千万人民币，占了「水立方」总经费的百分之三十。
一种「集权美学」
人们说，眼前正在进行的北京城改造，是中国继建筑长城以来最昂贵、最庞大的工程。
奥运工程，跟「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万里长城来比？太突兀了吧？
但是我看见其中的关联。古城首都的改造，是何等大事，然而一栋一栋光怪陆离的建筑，以「现代」之名，可以完全忽略建筑与周边人文环境的有机关系，是因为「周边环境」的居民，以及关心「周边环境」的专家学者，在决策上毫无影响。建筑工程的预算如此庞大而且如此没心没肺的「任性」和奢华，是因为决策不透明，预算不公开，监督不存在。以一场十六天的运动会为理由，可以倾举国之力投注其中，牺牲其它的百废待举项目，是因为，「国家」的概念凌驾于其它价值。这举国之力的投入，其收益如何、成本如何，是否符合社会长远利益，是否牺牲某些族群某些阶级的权利，不见质疑和检讨，是因为，中国还是一个不容许对根本决策质疑和检讨的国家。
十六天的奥运之后，奥运场馆是否逐渐变成养蚊子的废墟？不变废墟，要多大的电力人力财力，才能维持运转？营运的专业人才，从哪里来？追踪考核督导，以及责任的追究，可能没有人做，因为，没有制衡，就没有逃不掉的责任。
如果这样来看，奥运工程和万里长城背后的「集权美学」精神倒是一致的。
金牌，还是学校？
民间的质疑，不是没有。一篇网络文章，不胫而走。「奥运金牌的陷阱」作者用这样的公式来算成本：○四年雅典奥运中国赢得三十二面金牌。金牌是用多少钱堆出来的？一九九八年汉城主办奥运时，中国体育总局的年度预算是十亿人民币，一九九二年参加巴塞隆纳奥运会时，这笔预算增到三十亿。二○○○年雪梨主办时，预算增到五十亿。以此类推，雅典奥运会备战四年，中国就要花费两百亿元。最后得到三十二面金牌，那么每一面金牌就是大约用七亿元换来的，「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
作者质问：「海内外华人发起了『希望工程』捐款活动，帮助贫困地区修建『希望小学』。为失学儿童修建一所希望小学的费用不过二十万元左右，而夺取一枚奥运金牌的成本则要七亿元，用这笔钱可建造三千五百所希望小学。如果按每所小学一百人计算，建造三千五百所小学，就能挽救三十五万个儿童避免成为文盲。如果把备战雅典奥运会的两百亿元用来办教育，能够修建十万所希望小学，可以让一千万个失学儿童上学读书。假如你坐在领导人的位置上支配这两百亿元，你是选择夺取三十枚奥运金牌，还是选择让一千万个失学儿童上学读书呢？」
这个计算的公式当然破绽百出，但是它所提出的问题，却真实无比。中国的三十二面金牌是怎么来的？花什么样的代价来的？到今天为止，中国的体育制度还是共产国家计划经济由上往下贯彻的菁英集中营培训方式。国家以纳税人的钱，办理各层体校，投入大量金钱。几乎所有赛事的得奖者，都来自这个体系。
雅典奥运最闪烁的明星，男子一一○米栏的冠军刘翔，是怎么培养的？有一整套的科技器材和专业人员负责记录、分析他的每一场比赛。一套分析软件就是三万元人民币。训练人员、分析人员、营养师、出国经费，器材消耗……等等，一个刘翔，大概就是几百个几千个「希望小学」的经费。
宣扬国威，还是全民体育？
相对于中国这套所谓「举国体制」，倾全国之力培养少数菁英的体育制度，西方国家和日本的选手，却来自全民体育的基础上。推动全民体育的模范生，是德国，也是日本的仿效对象。德国有将近九万个运动协会，两千七百万个会员，百分之七十的十四岁以上的德国人在自己所属的运动协会里终身运动。各形各色的运动协会全属民间组织，行政和教练，都是志工。以最受欢迎的足球来说，德国有两万六千个足球俱乐部，十七万个足球队，六百万个足球会员，从三岁到老年。每一个村子都有游泳池、足球场、体育馆、溜冰场等等，对全民开放。
也就是说，美国、德国、日本这些国家的金牌，在有些项目，譬如篮球，是自由市场的运作，大部分却是全民体育的结果展现。中国的情况是相反的。运动场馆很多，但不对全民开放，只供特定少数人使用。体育预算惊人，但不用在国民体育上，只在培养极少数的得奖明星。西方国家竞技是为了鼓励自己国内的全民体育，培养国民体魄；中国竞技是为了对外宣扬国威，国民体魄的健全则似乎根本不在思维之内。
真正值得注视的
全面的基础建设，是一种物质文明，但是物质文明会影响精神文明。在菜市场里随地吐痰的人，到了洁净光亮、现代感十足的地铁站里，他就不会吐痰。那长期浸淫于权力的官员，跟世界接触多了之后，他会醒悟到自己的粗暴。办一次奥运，与全球握手、对话，北京人会经过一次震撼的文化和文明洗礼。我们可以为北京高兴，高兴这个城市在几十年的政治劫难后重新出发，平视国际；我们可以为北京祝福，祝福北京从奥运的筹备里真正学习到「以人为本」的深刻意涵；我们也可以期待，期待一个更文明、更理性、更开阔、更体贴细致的北京优雅而从容地走进国际小区。
台湾人从北京筹办奥运这件事情可以学到的，是中国人面对全球的视野和气魄，是他做事态度的专心和执着，是他对基础建设的认真和全面，但是，对不起，绝不是申办二○二○奥运，或是送二十个孩子到巴西去踢足球。那「万里长城」美学，正是台湾所不要的。在这个层面，反倒是台湾的小，台湾的土，台湾的以草根庶民为重，值得宏大的北京细细思索。
二○○六·七·.二十四于台北
文章来源：2006/07/26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