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致敬!司法院大法官…
作者:沈宇哲
原标题:中华民国扫除党禁最后一道障碍
中华民国司法院大法官会议6月20日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释宪文。大法官认为,中华民国《人民团体法》第二条中“人民团体之组织与活动,不得主张共产主义,或主张分裂国土”之规定将成为主管机关审查人民政治言论内容的保护伞,其立法主旨与《中华民国宪法》保障人民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权利不合,裁定该法违宪,应自释宪文公布之日起失效。
一、大法官攻克党禁最后一关
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会有如此裁决,一切得从1998年说起。那一年,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之孙陈师孟向台北市社会局申请成立“台北市外省人台湾独立促进会”,以“支持以和平方式,推动台湾独立建国”为宗旨,结果遭社会局认定与《人民团体法》规定不符驳回申请,陈师孟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后经台湾最高行政法院终审判决陈师孟败诉。这才有了向司法院申请大法官解释宪法,运用下位法涉嫌抵触中华民国最高法律的途径进行抗辩。经过十年漫长等待,大法官的一锤定音为中华民国民主宪政再立一块丰碑。
其实,1998年司法院大法官会议已经对一部重要法律的违宪争议作出过裁定,当初大法官对国民党政府制定的《集会游行法》中授权执政者可以事前对集会、游行之政治言论进行审查,并对《集会游行法》中“不得主张共产主义或分裂国土”裁定违宪。由于当时仍是国民党执政,大法官的释宪判决突破了解除戒严后的重大政治禁忌。如果说,十年前大法官摘除了游行示威者的“违法”标签,那十年后的今天,大法官的释宪宣告中华民国境内自此可以成立共产主义政党,并从宪法的高度消除台独等一切主张国土分裂政党的政治壁垒。
不但主张台独之政治团体可以正大光明的成立,就连金门、马祖、澎湖或其他本岛县市要求脱离中华民国自行独立也在被宪法许可的范围内,但暴力和恐怖组织除外。这是自蒋经国解除党禁、报禁之后又一重大宪政举措,并从根本上废除执政者钳制人民政治言论,保障公民结社自由的权力基础。
二、威权时代匪谍、台独重则死刑
蒋氏父子长期奉行“反共又反独”的铁腕政策,党国体制下臭名昭著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和《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在白色恐怖年代为国民党政权残忍镇压,巩固统治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一度超越《中华民国宪法》成为威权时代压制人民思想,情报特务系统制造冤狱的重要法律基石。这其中,疑似共匪的外省人一律处决,走向台独道路的本省人采取流放国外等柔性镇压措施分而治之。
现任行政院长刘兆玄也曾坚决抵制过国民党政权借查禁台独之名,钳制言论自由。1991年5月1日李登辉政府宣布终止“动员勘乱时期”,但只过了八天,法务部调查局在国立清华大学侦破史明独立台湾会在台组织,逮捕“独台会”骨干,指控该组织预谋在台湾发动武装革命。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刘兆玄虽反对台独,但基于保护学生言论自由及抗议调查局擅自闯入大学校园抓人的粗暴行动的立场,与调查局进行抗争。事件最终在5月15日酿成全台许多高等学府宣布罢课,大学生们汇聚于台北车站静坐抗议。5月17日立法院通过废除惩治叛乱条例,“独台会”骨干获得交保;1991年5月20日,知识界、社运界与民进党发动万人游行抗议,要求军警特退出校园;同年5月24日,与惩治叛乱条例有关的检肃匪谍条例也被废除。
“独台会”案最终以1992年5月立法院修正《中华民国刑法》第一百条,删除阴谋叛乱罪处罚,在法律上彻底落实思想自由、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收场。 Read more
李登辉:权力的价值在解决问题
我是一个「旧」人,旧思想、旧时代的人,即使在日本,许多人对李登辉感到兴趣,他们的理由是:李登辉所反映出来的日本传统与教养,在现在的日本也已经找不到了。最近我与孙女在讲话时就发现,她讲的许多话,做阿公的我已经听不懂了。我经常在思考,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我应该告诉他们什么?什么是他们需要的?什么又是他们听得懂、又能接受的?
我出生于一九二三年,也就是日本大正时期,当时日本统治台湾已经四分之一世纪,日本教育确实对我有很深的影响。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但是为什么其他的国家比它更进步?其中一定有原因。
我认为,日本式菁英教育的方法,强调十分的教养,是值得台湾年轻人重视的;一个专门学科的钻研固然重要,但是以品格为教育,更是关键。经由对历史、哲学、艺术、科技各方面的学习,综合养成出的整体教养,进而具备爱国与爱人的心,这才是读书的价值。
少年时代的我酷爱思考与阅读,不仅迷上了禅学,很喜欢打坐,同时,当时的环境让我有机会大量阅读东西方的文学与哲学,例如,十九世纪英国思想家汤玛士。卡莱尔的《衣服哲学》与《英雄》,是我最喜爱的着作之一,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实践理性批判》,更是我至今最重要的判断指针。
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让高中时代的我大受冲击,这本书使我了解,不论是国家或个人,当面临危急存亡之际,都必须重新认识、检讨生命的意义,以及「如何活得有价值」的课题。
《武士道》的日本精神,是以情绪和形体作为最重要的支撑力量,最近日本数学家藤原正彦出版的《国家的品格》一书,也特别提到日本人所拥有西洋国家所没有的就是「情绪」和「形体」,这就像中国老子所说的「道」,因此插花有花道,击剑有剑道 ,喝茶也有茶道。
在我成长的年代,正是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盛行的时代,这个时代背景意外的也让我在意志力、秩序,以及强调公共的、奉公精神的训练,尤其获益不少,从而衍生出「自制」的克己习惯,这对我后来从政,面对许多诱惑时,可以全身而退,有相当关系。
我谈这些,主要想强调的是,一个人的生涯发展,一定是从小开始看起,如何广泛的涉猎充实自己,这是基本动作;而现在年轻人的学习风气,似乎只重视物质与具象的事务,这很容易导致大家丧失抽象概念与精神思考的能力,一旦最重要的成长阶段无法做内在自我的涵养,年轻人的未来,甚至国家的前途,都会令人担忧。
因此,我总认为,在新的时代,旧的价值千万不要丢掉,许多人感叹「人心不古」,可见「古」之中,有值得留存的永恆. 许多人,以当过十二年台湾总统的角度看待我,或是以爬上权利巅峰的「成功」定义我,或多或少也会用权谋、计算来衡量我,这些都是以功利为出发,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权力只是我执行理想的工具,可以借来用,也可以随时归还,因为权力不是我的目的,因此面对权力时,我不会因为权力的滋味实在美好,而去玩权力。
对我来说,权力最大的价值,是帮忙我们去解决问题,因此在十二年总统任内,从弱势总统到掌握实权的人,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推动台湾的民主化,这个立场,从一而终,至今没有改变。
有人问我,总统卸任已经多年,现在我关心的是什么?我想说的是,台湾现在仍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如果有一天台湾成为真正正常的国家,就是我任务终了的时候,那时我就可以放心的离开了。
我想不厌其烦的提醒年轻人,品格、教养、爱国、爱人,是一个终生学习的课程,金钱与权力皆是过眼云烟,有其终了的一刻,唯有留下精神,才值得人一生无怨无悔的奋力去追寻。
作者为中华民国前总统。本文由作者口述,邹景雯整理,收录于大事文化出版公司即将出版的《李登辉给年轻人的十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