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谐社会的样本
连岳标题：一篇中国“领导人”永远看不懂的访谈（转载）
原标题：印度：穷人的天堂
出处：《南方农村报》
作者：南农记者谭翊飞
前不久，印度紧急叫停经济特区。原因是大批农民的土地被廉价征用，他们得不到应有的补偿，而发起强烈的抗议运动。
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与日本、中国并列为亚洲实力最强的三个大国家。近年来关于印度的话题，逐渐成为国内舆论的热点。印度的经济特区为什么被叫停？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政治逻辑？印度的农民和穷人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国内媒体对于印度的报道是不是存在一些偏见和误区？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从泰国和印度考察归来的高战先生。
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先行者和研究者，高战一直关心着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同时也一直关注着中国之外的农村社会和农业发展。他在印度考察期间，非常认真地观察了印度农民的生活，并且时时处处与中国的农民进行比较。在高战眼里，真实的印度可以归纳为五个字：“穷人的天堂。”
“穷人的天堂”并不是说印度到处都是穷人，而是说印度是一个连穷人都能够有尊严地正常生活的地方。不仅印度政府的行政成本非常低，而且印度的国民大都有社会保障。这里有较为充分的就业率，年轻人有很多方面的发展途径和发展机会，所有城市的公共设施都以人为本，首先考虑穷人的福利，考虑穷人的承受能力。用高战的话说：“印度是穷人的天堂，但不是富人的地狱，它是一个富人和穷人和谐相处的国度，虽然表面上看并没有那么多楼堂馆所之类的形象工程。”
●孟买的路灯像我们村里的一样
南农：请你谈谈到印度的第一感受？
高战（以下简称为高）：我印象最深的是孟买火车站附近。在那里，没人管的流浪狗在候车室睡觉，不回家的牛在马路上四处游荡，火车站既熙熙攘攘又秩序井然，很少看到警察的身影。所有人都自觉自愿地排队买票，车站里绝对没有专为离休干部、人大代表、军人、记者甚至学生准备的特殊窗口。
南农：孟买是国际性大都市，它与中国的北京、上海比怎么样？
高：你到孟买的市区看一看，这哪里是国际性的大都市啊！在北京，马路边的人行道铺的全是昂贵的方砖，我在孟买就没有看到这样的路面。孟买的路灯跟我自己拿钱在村里装的差不多，很简陋。那里更没有广州市区这么宽的大马路，中国的中等县城看上去都要比它好。我遇到的几个中国游客都说，还是中国的城市好啊，印度太落后，印度当官的太笨了。
南农：印度的富人怎么乘车？有没有豪华的公交大巴？
高：火车车厢按条件分有等级。一次我们在孟买坐火车，我拿的是低等车票，却不小心上了高等车箱，但是并没有人阻止埋怨我。印度人坐车都很自觉，买什么车票就坐什么等级的车厢，穷人富人相安无事。火车票价很低，像我们从广州到深圳的距离，在那里可能只要花上几块钱。我今天上午从深圳到广州却花了70块。印度也不乏富人，但我没有看到高档的火车、高档的公交大巴，甚至政府的官车也很普通。印度的公共设施是为大多数穷人服务的，如果大多数的穷人都消费不起，那还叫公共服务吗？这是个公共权利的问题，只有适合大多数人的消费水平的公共服务才是正常的。印度是个很复杂的地方，只有深入进入才能慢慢领悟到它的社会制度的奥妙。
●贫民窟——农民进城的第一驿站
南农：您对印度贫民窟有什么印象呢？
高：刚到孟买还没有下飞机，我们就发现孟买机场几乎是建在贫民窟中间，脏乱而无序。在孟买街头，贫民窟和穷人比比皆是，这里的环境确实很差。掀开一个帘子，你会发现五六个人坐在一个席子上，五六平方的地方住着一家人。但是人家的房子再破，也有自来水。条件再差，也有自己的社区互助组织和教堂。社区内设有广播喇叭，贫民窟的贫民可以得到各种社会帮助。印度的城市不仅对贫民来者不拒，对愿意帮助贫民的人更是敞开大门。以穷人为服务对象的德兰修女被尊为“圣者”、“贫民的光与盐”。我们一行十多人穿梭在贫民窟中，处处都是友善的眼光。在中国做这样的好事可不容易，不信你去河南的艾滋村，去北京西站的上访村试试？更别提外国人进艾滋村和上访村了。
南农：国内有学者反讽说，你要支持搞贫民窟，你就去孟加拉看看，印度与孟加拉有不少相似之处，你赞成这样的观点吗？
高：我不认为贫民窟是个社会问题。它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常态，而不是计划经济制造出的超自然的非常态和反常态。我们对许多贫民窟做了深入调查后，改变了先入为主的很多偏见。没有贫民窟孟买就无法运转。贫民窟为孟买提供廉价的保姆、司机等日常服务人员。印度的物价水平为什么低？因为在市中心的地方，贫民没有被驱赶走。贫民住在市中心的话可以降低他们的就业成本。贫民窟恰恰是城市的福利，富人一样在享受着廉价服务的福利。如果穷人只能被迫居住在郊区，他们的就业成本和生活成本都会大幅度提高，城市整体的物价和房价也会上涨，穷人区与富人区之类的贫富差异和社会矛盾也会增多。看看国内的例子，比如广州市禁止摩托车上路，摩托车没有了，许多小餐馆的运输工具就没有了，需要雇小汽车，成本肯定要提高，食品也就贵起来了。
南农：城市的国有土地穷人可以占用吗？
高：只要是没有明确禁止的公共土地穷人就可以使用。印度法律规定，只要在一块土地上连续使用30年，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就归占有者所有。中国恰恰相反，中国政府没有规定你住，你就不能住。人家是政府没有规定你不能住，你就能住。我们在一个贫民窟看到两栋差不多的楼，一栋是公司的商业用楼，另外一栋是供贫民窟的原住民居住的楼房。印度法律规定，如果企业要占用贫民窟建房，就必须先在附近建一栋房子把受到影响的贫民搬迁进去，才能建企业用房。印度的贫民窟其实是个贫民流动社区，是农民进城的第一站。
南农：印度有这么多的贫民窟和穷人，社会治安问题是不是很严重？
高：这是非常错误的看法。按国内某些自以为“心里面装着农民”的著名学者的说法，贫民窟必然导致黄、赌、毒泛滥和黑社会控制，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动荡不安。似乎贫民窟和贫民是潜在的社会不稳定的源头。但是我们在印度并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我们看到的是穷人与富人的和谐相处。在孟买，即使深更半夜孤身一人，走过乞丐成群的栖身之地也绝对安全。在印度，富人再富，官员再高，也有安全感。没听说印度富豪、官员被抢被偷被灭门的。
社会稳定与很多因素有关，包括穷人对这个社会的感受和评价。看穷人与富人能否和谐相处，首先看穷人和官员能否和谐相处。在孟买，政府为穷人创造各种就业机会，穷人可以自由在街头摆摊做生意，没有城管队之类的部门查抄追逐。我在孟买大街上很少看到警察，更见不到豪华的警车、军车、官车招摇过市，官车与平民的车一样简陋。中国国内各级官员公款用车的费用每年高达3000亿，有道是“再穷不能没官车，再苦不能丢面子”。我从印度回国，坐在北京机场通往市区的大巴上睡着了，迷迷糊糊中听到“靠边靠边”的刺耳声音，还以为在印度，顿觉奇怪。醒来一看后面驰来的是警车，才突然明白我已回到了中国。
我还问过印度的官员，印度有没有那么多卷款逃到国外的政府官员？他们说没有。在中国，贪官污吏是“动辄敛财千万、二奶三奶不断、携款外逃常见”。前不久中央党校的教授调查研究的结论是：中国在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占GDP比例之低居全世界第一，比非洲贫困国家还低，中国的政府官员拿走的实在太多了，这样做怎么能够让穷人和官员和谐相处呢？！国内现在都说穷人仇富、仇官，为什么？因为他们感到自己被严重剥夺。
南农：贫民窟的人是如何融入社会的？
高：印度的贫民即使一无所有，手里还有一张选票。印度宪法规定：“一切公民均享受在印度领土内自由迁徙，在任何地方居住和定居的权利。”农民只要进城找到工作，其日常生活、子女教育都和当地人一样。更让人惊叹的是，农民只要满18岁居住满5年，就可以申请一张新的选民证，在政治上融入当地社会。相对于基础设施而言，印度政府更倾向于用纳税人的钱去搞社会福利、去把有限的经费公平地配置到本国公民最需要的地方。如果社会福利搞不好，穷人是可以把自己不满意的政府官员赶下台的。印度拥有10亿人口，仅注册的选民就达6.7亿，号称“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全民选举在印度已经进行了14次。在竞选的时候，各政党的候选人都会去贫民窟，他们承诺给装自来水、清理垃圾、建造医院等。我问贫民窟的一个人，这些承诺会不会是骗人的。他说，相信从长远来看总会有改变的，不会完全说假话的，为了这次的选票，也为了下次继续当选，他们会实行的。
民众拥有表达自己心声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人手一张选票，加上新闻媒体的独立监督，哪届政府还敢肆意妄为？各级官员岂敢贪财自肥草菅人命？像我们的什么药监局长、统计局长腐败十多年才被发现，医院拒收农民工致死，城管打死小贩等等，这些事情我在印度是绝对没有听说过的。
南农：政府是如何为贫民创造就业机会的？
高：印度的很多服务业为贫民考虑的。举个难忘的例子吧，在孟买道路上到处行驶着简陋的出租车，我问一位印度人：一辆出租车营运政府要收多少钱？他们听不明白。我们都知道在国内，大城市的主租车营运被很多公司垄断，营运证费用高得出奇，没钱的农民哪敢问津。我解释半天那位印度人回答是，“如果贫民没钱买出租车，可以向政府申请贷款，车的价格也很便宜”。其实我们只要细心观察他们出租车的外观，就会判断出政府的管理方式了，出租车的车牌看上去像是一个小螺丝扭上的塑料牌，汽车挡风玻璃上没有贴什么缴费标志，里程计价表是那种安装在车外面的简陋机械表。这些低成本的管理和服务以及几乎敞开的大量就业门槛，让进城贫民能够很快融入城市社会。
●印度共/产/党说，土地属于农民最能保护农民利益
南农：您有没有去过印度的农村？他们的农村是什么样的？
高：我们重点考察的就是农村，其中土地制度是我最关注的。印度农村的土地产权是很明确的，它属于农民私有。任何人要使用农民的土地，必须一项一项和农民谈，没有农民同意谁也不能侵占他们的土地。
南农：您的意思是主张土地归农民所有？但国内有学者认为，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会造反，造成社会不稳定，所谓的“无地则反”说。
高：在印度土地私有化的首要道理，是农民自由支配个人财产权的问题。印度和中国一样也是人多地少、典型的“资源短缺”，但印度政府从不会以“土地保障”代替“社会保障”，来把国家本来应尽的责任推给农民。我多次问过印度的农民：“土地产权属于自己好还是属于政府或集体好？在中国，有人担心，如果土地归农民私有，万一你有了大病就会将地卖掉，最终一无所有，所以土地不能让农民完全作主，你们同意吗？”可人家笑着回答说，这一定是政府骗人的把戏，是土地值钱政府想要，所以他们不让我们得到产权。真要是遇到生病或遇上家庭成员有困难，不光是土地，我们什么都要卖掉，因为生命是第一位的。如果连土地都没有拥有，我们就只有等死了。农村的体制与城市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有相应的基本社会保障，有免费的教育和医疗以及低门槛的就业机会，农民怎么会“无地则反”呢？没有土地可以进城，何况农民卖了土地还会有一笔钱创业的本钱呢。
南农：土地属于农民私人所有，在中国是不被允许的，很多所谓的左派都坚持土地应该集体所有。
高：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我在泰国和印度接触过很多左派组织，人家的左和右可都是认同共同底线的，都是建立在宪政制度的、都是建立在保护公民基本权利上的。印度的左派很强调的是如何保护劳工权益，如何保障结社和言论自由，而这些最基本的要求，在中国似乎是所谓“右”才追求的东西。（本博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右派，其实是国际上通行的左派的原因。中国的左派，其立场和国际上的右派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和日本的极端右派更类似。在这点上，犬儒和喉舌等分肥集团故意混淆概念，是用心良苦的。）
我在孟买见到了孟买所在省的共/产/党省委书记和孟买的市委书记，我特地问他们一个问题，“土地采取什么形式最能保护农民的权益？”他们毫不犹豫回答说：“当然是私有。”停了一下，有说，“我们在倡导农民要组织起来，更好地利用土地。”他们非常关心中国的经济特区问题，我感觉他们特别警惕政府去学习中国搞经济特区，因为他们忧虑的是特区农民的土地和劳工权益如何得到有力保护。结果前不久，印度政府紧急叫停经济特区，原因正是大批农民的土地被廉价征用，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而发起强烈的抗议运动。难怪国内有位专家评论说，为什么中国的外商投资是印度的10倍，那是因为印度搞基础设施太困难。
●巴基斯坦的穷人去印度公立医院看病
南农：您刚才说过，印度的穷人大多有社会保障，这些保障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您在印度去医院看过病吗？
高：印度宪法规定，所有国民都享有免费医疗。为此，印度在全国建立了2.2万个初级医疗中心，1.1万个医院，2.7万个诊疗所和2000多个社区医疗中心，形成了一个覆盖面比较广的医疗网络。这些政府医院对所有病人敞开大门，从挂号、手术到药品一律免费。印度鼓励私有经济实体的发展，这样私立医院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种公立私立医院并存的现象使得印度的富人和穷人病患者各有所依，相安无事。一位在政府医院工作的医生对记者说，政府医院尽管存在资金短缺、管理不善和条件较差等不足，但它们对社会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宁愿背着巨额的财政负担也要维持这些医院的运转。政府医院在满足百姓基本医疗需求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维护社会稳定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位报业人士开玩笑说，如果想让政府即刻垮台，最好的办法是让人宣布取消这个已被印度人视为与生俱来的免费医疗权利的消息。
我虽然没有去看过病，但我反复问过当地的NGO人士，政府官员和大学教授们，他们说印度基本不存在有病看不起的情况。当然，享受免费医疗必须去政府公立医院，虽然条件比较差，穷人再穷也不会因为治不起病而死掉。他们还说，巴基斯坦的农民也有来印度看病的，因为这里的条件比巴基斯坦好。我开玩笑说，如果我跑到医院，说我没有钱要看病，医院会不会给我看？他们说当然会。他们认为政府免费提供医疗天经地义。
南农：印度的教育状况是什么样子呢？
高：印度政府在教育上投入很高，最近承诺未来几年将把教育投入提升到GDP的6%（中国的不足GDP的3%）。印度的高等教育规模在世界上名列第三，高校和政府一样善于理财，而不是热衷于创名校、建形象工程去争“世界一流”。但一样像西方的著名大学一样。培养出了像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这样的世界知名人物。然而高等教育是穷人也都上得起的，印度知名学府尼赫鲁大学每学期的学费仅为200卢比即不到5美元，义务教育更是完全免费的。
[转载]丁学良：印度经验四条重要的反思
丁学良（就是那个说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伟大的说真话的教授。）
印度经验中值得人们反思的甚多，我本人在学习中最感兴趣的是四条。首先是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进步程度的关系。最为公众关注的政治社会学假设之一是：“一个国家除非经济上已经相当发达，否则不能启动竞争性的议会民主制度；若是冒冒失失地启动，它的议会民主制度也将是短命的”。
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世界史，确实提供了对上述假设或认识的相当程度的证实——像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孟加拉这几个人均收入不高的国家在1970年代末期以前，确实有过先尝试民主选举制度然后又被军事独裁制取而代之的曲折经历。但是这种验证只是局部的而非普遍的，印度则是证伪上述假设或认识的最重量级的国家。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就选择了议会民主制，当时它的人均GDP收入约为597美元。在十个主要的亚洲国家中，印度的人均收入位居倒数第三，低于平均数。然而到现今为止，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已经连续实践了六十年。这期间，只有1975年中至1977年初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印度的政界高层强制实施了“国家紧急状态”。印度的经验有力地说明，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并不命中注定地不可以启动民主实践的进程；启动以后，并不注定地要大倒退到可怕的军事独裁。一个国家里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文化传统和其他的政治因素，能够发挥独立于经济财富水平的扶助作用，使得该国的民主体制生根发芽，稳步发展。
其二，政治社会学中另一个假设是：“一个国家的教育普及率对该国的政治发展影响至关重要；在一个文盲众多的社会里，民主政治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印度的经验在这一方面，同样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根据2005年发布的资料，印度15岁及更大年龄人口中的识字率为61%，高等院校的入学人数占该入学年龄组的比率为11.5%；中国分别为90.7%和15.4%，均显著地高于印度。
而在与知识和信息传播相关的硬件设施方面的状况（包括：每千人拥有的电话线长度、每千人拥有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每千人中的互联网使用者人数、拥有电视机的家庭比率），印度和中国相比，均大为落后：41比241，85比431，32比74，37比80。印度全社会较低水平的教育普及率和较落后的信息传播硬件设施，并没有阻止这个庞大的国家实施定期的全国选举。
部分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体制建设相对而言稳定、持续，倒是得益于它1947年起步的时候，印度民众的教育普及率不高；若此，才可能使国家最重要、最困难的政治事务基本上局限于该国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精英圈子之中。只要他们之间达成了妥协，事情大体上就能“摆平”。我以印度的经验作参照，觉得台湾的政治发展恰好相反：1980年代末台湾开放竞争性的政治过程时，岛内居民中的文盲率已经降到8%以下，每十万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达到了2300人，这已经与法国和丹麦的高等教育普及率相当。所以台湾岛内居民的政治参与意愿太广泛、太高涨，每一个机构、每一级层次都要办竞选，每年选举不计其数。这样一来，虽然岛内几乎每周都有政治节目，热闹非凡，却难免乱象丛生，综合成本太高。亨廷顿在他的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早就着力地论证：政治体制的制度化太落后于政治参与的步伐，则很容易引发政治生活的无次序化。所以，我觉得印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启发乃是：民主体制的建设不宜拖延到“全民大觉醒”的时候才起步；起步太晚了，反倒容易刺激全社会的动荡不安，因为那时候人人皆要“当家作主”。
其三，政治社会学里还有一个假设，是关于民主政治与国家整合之间的张力或冲突：一个国家的民族或种族、宗教或文化越是繁杂多样，则该国在经历民主化的过程中，越是可能发生国家的分裂。
印度在这个重要方面的足迹，同样是令人注目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乐观主义的确证。让我们来引用欧洲资深的印中观察家GilbertEtienne的一段评论：“印度社会的巨大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印度的语系语言复杂，语种繁多。那些使用人数众多的所谓‘正式语言’，包括从源于梵文的印欧语系语言，到南印度的达罗毗荼语系语言等等，足有一打以上。此外，宗教门类齐全：印度教教徒占全国总人口的81.3%，为印度的第一大教；其次为伊斯兰教，教徒占总人口的12.7%；基督教教徒占总人口的2.4%；锡克教教徒占总人口的2%；佛教教徒和耆那教教徒占总人口的1.2%……如此纷繁复杂的政治、宗教、种族、语言和文化组成的‘拼图版’，为印度各党派和政治势力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中争权夺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也是产生新的冲突的根源。尽管如此，历史留下的文明特征、印度教、种姓制度以及对于国家概念的认同等等因素，确保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某种连续性，即使连续不断的入侵者也没能割断这一点”。
中国的第一大民族汉族占全国人口的92%；印度的第一大种族印度-阿利安族占全国人口的72%；中国各种次要的宗教信仰团体（即除了信仰道教和佛教之外的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等的群体）占人口的比重低于10%；印度这类信仰团体占人口的比重接近20%；中国居民在语言文字上的一致程度也高于印度。所以就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与政治国家的整合统一的关系而言，印度的实例对中国是富于鼓励意义的。
其四，政治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中有一派观点认为：虽然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都是议会民主体制，但是这种体制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成绩却不佳。换句话说，议会民主体制有碍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反倒有助于第三世界国家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这种观点曾经遭遇过多方面的批评，但是，这方面的反驳总是显得不够坚挺实在，主要原因便是印度这个实行议会民主制规模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过去的经济发展表现不够出色。
从1990年代初开始，印度决定放宽国家的管制，认真推动改革和开放，告别它多年里施行的部分地受苏联经济体制的影响、更多地源于本国独立初期意识形态的那一套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于是自1990年代初以来，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增长速度虽然还略低于中国，但考虑到印度经济体中投资的素质较高；比如，根据一项精细的研究报告，印度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11.5%增长到1999年的16.5%，这20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达到14.3%；中国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13.5%下降到2003年的8.5%，中国在1978年至2003年这25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是10.9%。印度最近几年的大趋势，正在一步一步地纠正“议会民主体制有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过往假设和认识。
（丁学良博士系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和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学院研究员）
——《卡内基中国透视》
人类是如何学会制订政策的
整理这一简史是为了提醒读者，决策经历了一个多么漫长而丰富多彩的发展过程。
必须指出的是，对决策发展做出贡献的人物、事件、与理论可谓浩如烟海，下面收录的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许多日期也只是大概时间。
*史前*
数千年里，人类根据对身体状况、烟雾形状和梦境等等的解释来做决策。例如，几千年来中国人依靠的是蕴涵在《易经》中的智慧和卦相，希腊人则求助于德尔斐的神示所（Oracle of Delphi）。许多先知和预言家都在努力探知未来世界。
*公元前6世纪*
老子提出”无为而治”的思想，即凡事顺其自然。孔子认为决策必须以”仁孝礼义”为本。
*公元前5世纪*
雅典初现民主自治，男性公民可以通过投票进行决策。
*公元前4世纪*
柏拉图断言，所有可感知的事物都源自永恒的原型，而灵魂比感官能够更好地认识事物。亚里斯多德持经验主义认识观，强调通过感知和演绎推理获取知识。
*公元前399年*
在最早以陪审团形式进行的一次审判中，500名雅典公民同意处死苏格拉底。
*公元前333年*
亚历山大大帝一剑挑开”弋尔迪之结”（Gordian knot），向世人展示如何大刀阔斧地解决难题。
*公元前49年*
凯撒大帝决定跨过卢比孔河，义无反顾地焚毁船只，由此产生一个生动的决策比喻：Caesar Crosses the Rubicon（破釜沉舟）。
*公元9世纪*
源自印度、包含”0″的阿拉伯数字体系传遍阿拉伯国家，推动了数学的发展。
*公元11世纪*
波斯诗人、数学家奥马尔·海亚姆利用阿拉伯数字体系创建了一套计算方法，为代数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公元14世纪*
一位英国修士提出”奥卡姆剃刀”（Occam’srazor）原则，被科学家以及其他分析数据的人奉为经验法则：能够解释所有证据的最简单理论就是最好的理论。
*公元17世纪*
租马行的主人托马斯·霍布森给前来租马的客户一个”选择”：要么选最靠近门口的马，要么空手而归。由此，就出现一个关于选择的典故：Hobson’s choice（没有选择）。
*1602年*
哈姆雷特思考”是生，还是死”的问题，这可能是西方文学中最著名的两难困境。
*1602年*
弗兰西斯·培根断言，归纳推理是科学探索的最佳方法。
*1641年*
勒内·笛卡尔提出，理性思维是一种优于实践经验的获取知识的方式，他建立了一套相应的科学方法体系。
*1654年*
为了解决赌博中的”点数问题”，帕斯卡与费马创立了对随机事件的概率计算。
*1738年*
丹尼尔·伯努利从个人对每种可能结果的好恶程度出发，对随机事件进行研究，从而奠定了风险研究的基础。
*公元19世纪*
高斯对法国数学家亚伯拉罕·棣莫弗提出的钟形曲线进行研究，并建立了一套掌握随机事件发生概率的方法。
*1880年*
美国大法官奥利弗·霍姆斯在一个系列讲座中（讲稿结集成《普通法》）提出：”法律的生命不在逻辑，则在于经验。”霍姆斯认为，法官不能单凭法律条文进行裁定，而是应该参考社会良民的明智判断。
*1886年*
高尔顿发现，尽管随机过程中的数值可能会偏离平均值，但它们最终将趋近于平均值。高尔顿提出的均值回归概念，对后来的股票和商业决策都产生了影响。
*1900年*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潜意识的研究显示，人们的行为和决定常常受到内心下意识的影响。
*1907年*
经济学家欧文·费舍尔首次提出将净现值作为一种决策工具。所谓净现值，就是用一个反映投资风险的比率对预期现金流进行折现。
*1921年*
弗兰克·奈特明确区分”风险”与”不确定性”，它们分别指某个结果出现的概率是可知的（因此可以采取保险措施）和不可知的两种情况。
*1938年*
切斯特·巴纳德对个人决策和组织决策加以区分，用来解释为什么某些员工会把公司利益，而非个人得益作为出发点。
*1944年*
诺伊曼和摩根斯顿在他们的博弈论著作中阐述经济决策的数学基础。跟之前的大部分理论家一样，他们也认为决策者是理性的，而且具有思维的连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