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拒海角七号于国境之南

这两天关于《海角七号》的新闻一下多了起来。

有些是上不了台面的，比如，一贯腐朽无能的、花岗岩一般僵化、茅坑石头一般恶心的广电总局不出意外地拒绝了它在内地上映，台湾称《海角七号》在大陆被无限期延迟上映。有些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比如：马英九通过中广向大陆喊话，呼吁对岸应包容《海角七号》。

我已经记不起来“台湾地区”领导人在何时曾经向大陆喊话了，印象中马英九是第一次，借助于现代发达的互联网络，借助于最近两岸和解的春风，我今天可以第一时间听到马英九的谈话了。一个地区领导人向另外一个地区的同胞推荐一个电影，这意味着什么呢？

他希望对岸的兄弟能够看到更多他认为是真实的东西。两岸分割快60年了，对岸的兄弟几乎是可以自由无碍地过来，而我们去对岸看的话，只在今年才正式开放了部分省区——去对岸看看，是咱们少数富豪和官员的特权。

我们印象中的台湾，往往都是从电影、电视剧里看到的。台湾音乐工业这两年也不行了，它在完成了对大陆流行音乐的普及之后，很快地被本地流行音乐工业消磨掉，台湾电视剧也不如当年了，早年琼瑶阿姨的片子对70后、80后进行了非常有效的青春期“情爱” 教育，这一代人的爱情观多少都曾受到琼瑶片的影响。这些都是虚的，我们很难看到一个真正的台湾。

——我甚至觉得琼瑶剧能够风靡大陆，就是因为她只讲述了情爱，而没对台湾民生、社情进行细致如实的刻画。

我非常爱看台湾电影，因为从台湾电影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相对真实的台湾情感。《海角七号》，描述的就是一个发生在南台湾地区爱情故事，故事横跨60多年，前后联系了三代人的情感，中间还有一段割舍不断的恋日情怀。

海角七号致大陆同胞的感谢信

我能理解台湾人的“恋日”。台湾地区就是在日据的那些年里，迅速实现了农业的增长，并在日本人的“帮助下” 建立了一种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尽管有所谓的“反日情绪”，但是现在回头看看，几乎每个台湾人都有一种共识：日本人的“殖民”从某种程度上，让台湾社会进入了一个融入世界发展节奏的快车道。在1945年之后，满怀希望“光复”到中国怀抱的台湾人民很快地发现了国民党落后而腐朽的统治甚至不如日本人，于是爆发了台湾“二二八”事件，这也是“台独”的历史渊源之一，甚至也是后来民进党上台执政的群众基础，直到今天，在台湾重新通过民主选举执政的国民党仍然需要不停地为“二二八”道歉。而“南台湾”，恰恰就是民进党的票仓，是“恋日”情结最为浓厚的地区。

我很爱看台湾电影，因为台湾电影中，我可以找到内地社会里已经找不到的很多传统生活元素、还有中国人的那种真正刻在骨子里的民族温情——《父子》里的父子之情， 《诡丝》里的母子之情，《双瞳》里的夫妻之情，《牯岭街少年杀人案》里转型期社会少年人的愤怒和迷茫，《黑金》里民主社会转型起步时的党派纷争和黑暗人性…

台湾电影，用台湾人走过变革之路路来警示我们不要丢失掉自己的人性和温情，用台湾人走过的转型之路告诉我们民主和自由是靠一个每个拥有健全人格的个体的维护、努力、再造，而不是空喊口号，将民主和自由当成谋求私利的幌子和工具。

台湾电影可能自始至终都没有香港电影更娱乐、 更市场化，但是，就如同《海角七号》这样的电影，它们真诚地记录台湾人自己的生活和情感，对人性丑恶和社会转型的思考，对岸的兄弟真是帮我们做了太多的探索，我们为何要拒他们于国境之南呢？

简单主义者之死

关于幸福

我也曾经以为幸福是很简单的事。我曾经善良地以为：

幸福就是下午可以准时下班，回家之后，老婆做好了饭菜，和孩子等我一起吃饭。

幸福，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床铺上干爽的，整洁的，柔软的，温暖的，躺在上面，每个神经都放松，每个骨头都到位，每个毛孔都舒坦…

幸福，就是，冰箱里存满了我爱吃的零食：花生、核桃、瓜子、开心果…还有我爱喝得饮料：绿茶、可乐、王老吉，随时打开随时可以饮用…

幸福，就是在厕所里拉屎，发现库存的手纸厚厚的，边拉屎边爱看的书正好还在，屎尿屁一股脑顺畅欢快地流出来…

幸福，在我的臆想中，就是可以放心地熬夜看欧洲杯，不必担心明天上班会迟到；就是不管是IPTV、数字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都可以看到清晰转播的、信号不间断的实况，电源也不能断。

稍微再高一点，幸福，就是，我可以自由地使用互联网，不带GFW，家里安装了一个无线AP，可以随意地躺在床上上网，坐在沙发上上网，蹲在马桶上上网，倒立做瑜伽的时候也能上网…

稍微再高一点点，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都有健全而稳定的医保机制，希望我们的家是可以抵抗8级地震的，希望台湾是可以自由地去旅行的，希望香港的黑社会全都从良，澳门的赌场自动解散，大陆的贪官污吏全部死光光…

稍微再高一点点点吧，让余秋雨不会写字编文章，让王兆山自己带着纸电视下地狱看奥运会直播，让砖家们被砖砸，叫兽们被兽咬…

关于安全感

我觉得我对幸福的理解是简单的，小小的，很平民的。

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一个月加四天了，我现在还有很强烈的地震后遗症。我住在城中村的房子里，总是觉得不安全，怕自己会在睡梦中被预制板压成肉饼。

好几次了，我突然感到了有强烈的摇晃，然后飞奔到厕所，看到厕所门口的饮水机里的水都没摇晃。

地震的错觉一直都存在我的潜意识里。端午节那天，我去另外一个地方漫游，夜深了，我坐在床边，盯着电视看欧洲杯的开幕比赛，我都觉得床不时的在抖动。

地震，袭击了我原本就不多的小小的安全感。我在这个城市里已经6年了， 我的小房子蜗居了六年，这次地震，厕所的门框都被震得松动了，门框和砖石的结合处的缝隙现在可以插进去一根手指头。

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房子，未必有我的产权，但是安全。我希望我在自己的家里唱歌跳舞、欢笑哭闹， 而不打扰我的邻居。我希望可以在这个城市里融进去，哪怕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是这个城市里的公共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希望能够产生对城市的认同感并让这个城市接纳我，让我贡献的税金和青春年华在这个城市中多少有一些体现。 Read more

注视一个古都的蜕变─我看北京奥运

龙应台
光明观察刊发
时间：2006-7-27

http://guancha.gmw.cn

二十一世纪初的台湾，人们深陷在一种挫折无力的郁闷情绪中，看着国内的政争使国事空转，发展停滞，感觉全球化的竞争压力来到头顶。望向北京，彷佛听见一片工地，宏大建设雄伟兴奋的声音隆隆震耳。

如果说，台湾人这几年来每天看到的、读到的新闻，全是蓝绿阵营的对决、总统亲信的弄权和形形色色的政治算计，那么申奥成功之后，中国大陆人每天看到的、读到的新闻，却是这一类的：

前进二○○八

－－为了迎接二○○八年的奥运，一千二百一十五公顷的土地将被辟为奥林匹克中心，其中奥运村将容纳将近两万名运动选手和各国官员。七百六十公顷的土地将化身为城市的森林公园。（台北大安森林公园是二十六公顷）。

－－在○八年之前，一百二十亿美元要用来改善北京市的空气和水的质量，两百亿美元要花在交通系统的改善。

－－首都机场正进行扩建，到○八年周转量将达到六千万人次。

－－到○八年，轨道交通预计将由现在的一一四公里增加到二百公里左右；同时，北京市还在加快市区内快速交通线的建设。目前，市区快速通车里程达到三百二十公里，已经完成快速路网规划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到奥运会开幕前，北京地铁一号线全部一百二十辆新车将投入运行。新车均为不锈钢车体，车厢内有移动电视系统，采用德国及英国防火标准，同时设置了残疾人轮椅渡板及盲道，为残奥委会做好准备。

－－○六年北京市污水处理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同时在目前已建成的卢沟桥、清河等九座污水处理厂的基础上，五里坨等五座污水处理厂也在建设中。预计到○八年，北京污水处理率将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台北市的用户接管率是百分之七十八点一七，高雄市百分之四十二点二五、台北县是百分之七点九三。全台湾的平均污水接管率不到百分之十五。）

－－预计观光客会有一千万人次，北京方面将为即将到来的大量旅客提供高质量的住宿。二○○六年四月底，北京星级饭店已跃升至六百五十八家，其中五星级饭店三十七家，四星级饭店八十三家，三星级饭店二百二十四家。

－－北京去年已对二十个景区完成停车场、售票房、商亭、银行刷卡机三百五十四个与一百二十个厕所的建设，也将请国内外专家，翻译北京主要旅游景区的英语标识。

－－参加○八年北京奥运会的外国游客将不用担心语言障碍、道路陌生、生活不便，因为德国科学家正在研制新型人工智能手机，让来到北京的外国游客不仅不会迷路，还能享受最快捷的信息服务。譬如要去的地点，用外文键入手机，就立即会有中文显现。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北京已经开展影响奥运举办的重大卫生防疫风险评估，其中就包括食品安全的评估，到今年三季度可以完成。

－－据预测，奥运会期间，各国代表团和工作人员将达到近二十五万人，供餐超过一千三百万份，因此奥运期间总共需要五千吨蔬菜的供给量。北京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已经列出了奥运会期间运动员需要的蔬菜种类名单。针对有些蔬菜品种北京没有或很少的情况，已经开始着手进行蔬菜的引种和筛选工作，重点引进南美和西亚的蔬菜品种，在指定的北京郊区依气候和海拔进行培育。

－－新建场馆完成主体结构，改扩建场馆和临建场馆加快建设，奥林匹克公园形成整体景观轮廓。推进轨道交通建设，实施交通疏堵工程。支持城乡电网改造，加快燃气热电厂、天然气管线建设。整治八十个破旧小区，新建和改建公厕一千四百四十五座，建设一百条特色园林大街。

－－北京已组织了电视转播组织。奥运时，会有四千多名记者从事电视转播，六十多辆转播车，一千架摄像机在不同的场馆，共十个频道二十四小时开播。估计全球有四亿人观看比赛。奥运会有两万一千六百个注册记者，一万名非注册记者透过旅游签证进入中国。北京正成立「媒体运行部」，负责应对全球媒体的需求。

350亿与0.8亿的现实

因为行政不透明，中国为筹备奥运究竟会花多少钱，没有人真正的知道。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三百五十亿美元－－事实上可能更多，而其中的大部分，其实是投资于北京城市的基础建设。

三百五十亿美元，到底是多大呢？这么说，台北市一年的总预算，是五十亿美元。中华民国政府年度总预算大约是五百三十亿美元。其中的国家体育预算大约是零点八亿美元。谢长廷先生竞选台北市长提出的愿景之一就是要争取在二○二○年由台北市来主办奥运。他可能不知道三百五十亿美元这个数字，也忽略了○四年雅典就花了一百二十亿美元在奥运上；希腊预计接下来的年度国家财政赤字会超过GDP的百分之三，十六天的光荣奥运谢幕之后，可能是十年的债务。

在谢长廷宣布他的二○二○「台北申奥」愿景的同一天，原来一直在争取奥运主办权的莫斯科市长，宣布放弃申奥。在记者会上，他说，「让我们面对现实吧，我们一点机会都没有的！」

文化的深层转型

十六天的奥运只是一个大家都懂的便捷理由，北京的城市改造才是真正的现实。中国所激情拥抱的「不容置疑的信仰」，是「现代化」。到二○○八，那「花棚鱼池院落」、「胡同深处人家」慵懒而从容的北京将彻底而永远地消失，取代的是个性张扬的西方现代建筑，是密布的交通网络，是完整的污水处理系统，是进步的电子服务技术，是与国际接轨的观光设施。别的城市花了一百年的时间逐渐「长」出来的基础建设，北京以剧烈的手段在十年内完成。

如果实地去检验这些「剧烈」完成的现代化产品，可能会发现无数的裂缝和缺陷，深刻的矛盾和不安－－大建设的阴影里有深不见底的贪腐，有被践踏蹂躏的人权，有匪夷所思的浪费，有功能完全失效的硬件和软件之间的扞格等等。但是，我们可能同样不能忽视的是，这个社会正在做重大转型：透过科技的引进，他在学习现代的城市管理；透过与国际的密切接触，他在拓展自己的眼界；为了赢得国际的尊敬，他必须谨守某些价值和规范；为了让世界理解他，他不得不先去理解世界。在做这些努力的过程里，他自己的气质，已经改变了。

奥运只有十六天，但是筹备奥运的十年，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北京不再可能自外于国际的价值体系和秩序，而且一旦深入国际的价值体系和秩序中，北京将来也可能发挥另一种前所未有的文明能量。这样的北京，我们不能不刷掉所有从前的印象，重新认识。

对「现代」的迷信

也许感受到了台湾人民的郁卒，除了谢长廷说台北市要申办二○二○的奥运之外，陈水扁说，要送二十个十岁以上的小朋友到巴西进足球学校，每年提供每人一万美元，然后他们就可以打进二○一八年的世界杯足球赛了。

北京在「崛起」，是的，全世界都在屏息瞩目。但是，台湾可以向「北京经验」学习的，是主办奥运和培养明星吗？

紫禁城对面，已经有一个被称为「大水母」的建筑站在那儿，睥睨着默不作声的八百年的北京历史。那是北京大剧院。

意大利的建筑师，在竞标北京大剧院落榜之后，酸酸地说，「我以为，为北京这样有历史的古城设计剧院，常识告诉我，这新建筑一定要和古城的历史氛围相和谐，中国传统的元素一定要融进新建筑里去。没想到，得标的是这样一个东西，简直就像从火星掉下来了。我才知道，原来，中国人其实是希望和自己的传统一刀两断的。我完全想错了。」言下之意，「火星建筑」－－谁不会呢？

和「大水母」竞争占有北京天空的，还有「大师级」建筑师库哈斯所设计的中央电视台。那是钢铁和玻璃挑战极限的作品，建筑体以反抗逻辑的姿态扭转向上，以自身的特异做现代的宣示。和库哈斯一样来自荷兰现居美国的知名评论家卜若马（IanBuruma）对库哈斯有严厉的批评。

卜若马说，这么走极端个人主义的设计，完全无视于环境的历史和当地居民的传统美学的设计，库哈斯应该完全清楚，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小区会容许他这么做。中国会容许，是因为那是一个集权政府，民间没有反对声音，而且集权政府刚好有钱，又极端崇拜所谓「现代」，使得代表「现代」的库哈斯可以把中国的土地当作个人艺术的实验场，恣意驰骋，无所顾忌。言下之意，库哈斯趁人之「危」，不道德。

全球的建筑师，都涌到中国来了。一个纽约建筑师说，他在中国，短短两年内所设计的摩天大厦栋数，是他在美国一辈子加起来也不可能有的。「中国的摩天大楼，」他说，「简直像野草，满地长。」

80亿的「视觉效果」

瑞士建筑师所设计可以容下九万人的国家体育场，奥运开幕仪式的主要场馆，因为形状而被称为「鸟巢」，预定的造价是人民币三十八亿元。在学者的批评声中，降低到三十一亿，一张座椅的造价是四万五千元人民币。五棵松篮球馆的设计，为了突出所谓「视觉效果」，要在场馆外墙上制作十层楼高的大屏幕。篮球馆估算的造价是十亿人民币，一旦动工就发现，单单是这豪华屏幕本身就要用掉二十亿。游泳馆「水立方」的设计更是离奇。澳洲设计，建筑外型要用一种中国无法生产的特殊材料，ETFE（乙烯四氟乙烯聚合物）薄膜，总面积十二万平方公尺的ETFE气枕造价至少两亿五千万人民币，占了「水立方」总经费的百分之三十。

一种「集权美学」

人们说，眼前正在进行的北京城改造，是中国继建筑长城以来最昂贵、最庞大的工程。

奥运工程，跟「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万里长城来比？太突兀了吧？

但是我看见其中的关联。古城首都的改造，是何等大事，然而一栋一栋光怪陆离的建筑，以「现代」之名，可以完全忽略建筑与周边人文环境的有机关系，是因为「周边环境」的居民，以及关心「周边环境」的专家学者，在决策上毫无影响。建筑工程的预算如此庞大而且如此没心没肺的「任性」和奢华，是因为决策不透明，预算不公开，监督不存在。以一场十六天的运动会为理由，可以倾举国之力投注其中，牺牲其它的百废待举项目，是因为，「国家」的概念凌驾于其它价值。这举国之力的投入，其收益如何、成本如何，是否符合社会长远利益，是否牺牲某些族群某些阶级的权利，不见质疑和检讨，是因为，中国还是一个不容许对根本决策质疑和检讨的国家。

十六天的奥运之后，奥运场馆是否逐渐变成养蚊子的废墟？不变废墟，要多大的电力人力财力，才能维持运转？营运的专业人才，从哪里来？追踪考核督导，以及责任的追究，可能没有人做，因为，没有制衡，就没有逃不掉的责任。

如果这样来看，奥运工程和万里长城背后的「集权美学」精神倒是一致的。

金牌，还是学校？

民间的质疑，不是没有。一篇网络文章，不胫而走。「奥运金牌的陷阱」作者用这样的公式来算成本：○四年雅典奥运中国赢得三十二面金牌。金牌是用多少钱堆出来的？一九九八年汉城主办奥运时，中国体育总局的年度预算是十亿人民币，一九九二年参加巴塞隆纳奥运会时，这笔预算增到三十亿。二○○○年雪梨主办时，预算增到五十亿。以此类推，雅典奥运会备战四年，中国就要花费两百亿元。最后得到三十二面金牌，那么每一面金牌就是大约用七亿元换来的，「这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金牌。」

作者质问：「海内外华人发起了『希望工程』捐款活动，帮助贫困地区修建『希望小学』。为失学儿童修建一所希望小学的费用不过二十万元左右，而夺取一枚奥运金牌的成本则要七亿元，用这笔钱可建造三千五百所希望小学。如果按每所小学一百人计算，建造三千五百所小学，就能挽救三十五万个儿童避免成为文盲。如果把备战雅典奥运会的两百亿元用来办教育，能够修建十万所希望小学，可以让一千万个失学儿童上学读书。假如你坐在领导人的位置上支配这两百亿元，你是选择夺取三十枚奥运金牌，还是选择让一千万个失学儿童上学读书呢？」

这个计算的公式当然破绽百出，但是它所提出的问题，却真实无比。中国的三十二面金牌是怎么来的？花什么样的代价来的？到今天为止，中国的体育制度还是共产国家计划经济由上往下贯彻的菁英集中营培训方式。国家以纳税人的钱，办理各层体校，投入大量金钱。几乎所有赛事的得奖者，都来自这个体系。

雅典奥运最闪烁的明星，男子一一○米栏的冠军刘翔，是怎么培养的？有一整套的科技器材和专业人员负责记录、分析他的每一场比赛。一套分析软件就是三万元人民币。训练人员、分析人员、营养师、出国经费，器材消耗……等等，一个刘翔，大概就是几百个几千个「希望小学」的经费。

宣扬国威，还是全民体育？

相对于中国这套所谓「举国体制」，倾全国之力培养少数菁英的体育制度，西方国家和日本的选手，却来自全民体育的基础上。推动全民体育的模范生，是德国，也是日本的仿效对象。德国有将近九万个运动协会，两千七百万个会员，百分之七十的十四岁以上的德国人在自己所属的运动协会里终身运动。各形各色的运动协会全属民间组织，行政和教练，都是志工。以最受欢迎的足球来说，德国有两万六千个足球俱乐部，十七万个足球队，六百万个足球会员，从三岁到老年。每一个村子都有游泳池、足球场、体育馆、溜冰场等等，对全民开放。

也就是说，美国、德国、日本这些国家的金牌，在有些项目，譬如篮球，是自由市场的运作，大部分却是全民体育的结果展现。中国的情况是相反的。运动场馆很多，但不对全民开放，只供特定少数人使用。体育预算惊人，但不用在国民体育上，只在培养极少数的得奖明星。西方国家竞技是为了鼓励自己国内的全民体育，培养国民体魄；中国竞技是为了对外宣扬国威，国民体魄的健全则似乎根本不在思维之内。

真正值得注视的

全面的基础建设，是一种物质文明，但是物质文明会影响精神文明。在菜市场里随地吐痰的人，到了洁净光亮、现代感十足的地铁站里，他就不会吐痰。那长期浸淫于权力的官员，跟世界接触多了之后，他会醒悟到自己的粗暴。办一次奥运，与全球握手、对话，北京人会经过一次震撼的文化和文明洗礼。我们可以为北京高兴，高兴这个城市在几十年的政治劫难后重新出发，平视国际；我们可以为北京祝福，祝福北京从奥运的筹备里真正学习到「以人为本」的深刻意涵；我们也可以期待，期待一个更文明、更理性、更开阔、更体贴细致的北京优雅而从容地走进国际小区。

台湾人从北京筹办奥运这件事情可以学到的，是中国人面对全球的视野和气魄，是他做事态度的专心和执着，是他对基础建设的认真和全面，但是，对不起，绝不是申办二○二○奥运，或是送二十个孩子到巴西去踢足球。那「万里长城」美学，正是台湾所不要的。在这个层面，反倒是台湾的小，台湾的土，台湾的以草根庶民为重，值得宏大的北京细细思索。

二○○六·七·.二十四于台北

文章来源：2006/07/26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