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总应该放开一些
温总，何不将鞋子（视频、图片、新闻）捡起来，收藏起来，保存起来呢？这或许也是一种“礼物”。
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国外遭到如此待遇（国内可能也有人想这么干，不过基本上是没机会的…），此鞋的历史意义很大的。
温总啊，何不在捡起鞋子之后调侃一下呢？说不定这鞋子还是中国造的呢！这可以给目前正处于危机之中的中国南方地区的鞋厂们多大的广告支持啊！
三十年后，再看今天
最近听了两场不错的演讲，受益非浅。一场是郎咸平的。老头演讲很有热情，而且现场感非常好，看到记者拍照或者摄像，会将自己的左侧转向镜头，将自己 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在听郎咸平演讲的时候，还看到了他的经纪人，一个看上去非常知性的女子，帮他打理着很多事务。另外一场是张维迎的，他应西北大学校友 们的邀请，前来做“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主题演讲，全文可见FT中文网，没到现场的朋友们不必遗憾。张维迎一头白发和鄙人所属的中国电信陕西公众信息产业有限公司的主管副总王磊有得一拼，看上去闪耀着睿智的光泽。张维迎有没有经纪人，我没看到，也不知道。
在郎咸平来西安做演讲之前，他已经在山东烟台阳光100的说了大概，没有到现场的朋友也不必遗憾，郎咸平的西安版和烟台版区别不大，西安版是烟台版的精华压缩版，想看全文就自己搜吧，一搜一大把的。
郎咸平的演讲我听在前，听了之后，感觉中国没希望了，世界没希望了，全球经济快崩溃了，就靠国家信用在维系了，如果国家信用再丧失“信用”，以“信用” 为基础的全球资本世界就完蛋了，至于崩溃之后会怎么样，郎咸平始终不说，他说：“你们大家自己去想吧，很难想象，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恐怖…”
张维迎的演讲我听在后 ，听了之后，感觉咱们中国这30年来的变化还真是巨大的——30年前，中国人认为每个商品的价值由政府来确定，是天经地义的，是社会主义的；30年前，中国政府曾经购买最先进的计算机、集合最顶尖的华人经济学家，来计算一根火柴应该定价多少…30年后，政府已经学会不再为这些小事操心了…中国人用了30年的时间完成了市场化改革，用张维迎的话说：“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经搭建完毕”，之 后的都是“技术性的细节了”。
不过，如果从郎咸平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所谓的市场经济是假的，其实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真正的市场化。政府这个“东西”才是经济发展的源动力和受益者，经济发展只是政府维护政权合法性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经世济民，富国安邦…经济发展的成果被瓜分，经济发展之后最肥的主体是国库。中国的市场化还远远没完成，但是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现在欧美等国又已经开始了以金融国有化为肇始的“国有化”了——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人真是步步落在了别人后面。郎咸平说：欧美的国有化，是为了捍卫自由资本主义的市场化，而我们的市场化，是一个分肥计划。
我觉得，郎咸平和张维迎说的都对，但是站的角度不一样——
比如：最近，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推出的万亿投资拉动内需的计划，先行投资的还是公路，铁路等基建设施。从郎咸平的角度来看：万亿投资的目的还是为抬 高GDP，投资的直接收益人依然是各级承包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消费型内需毫无关系。只是新一轮的洗钱。从张维迎的角度来看是刺激了市场需求，拉动了 经济的增长，是市场化。
从我的角度来看呢？
1，包括张维迎、郎咸平和我在内很多人都有一个共识：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30年经济改革换来的这份“不完全市场化”的成果也未必能保住；
2，如果这份经济成果保不住，那么执政党的权力合法性就更无从谈起，备受质疑；
3，承认30年来经济体制改革走过的道路是崎岖坎坷，承认30年来中国人在回归常识，回归人性，回归普世价值，并努力寻找尘封的深藏在我们民族内心里的优良传统；
4，但是我们还没找到，我们很多人，我们这个社会都在迷茫着；
5，我们迷茫并非因为看不清未来，而是我们看得清未来，却不知如何走向未来，稍微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未来应该是什么样，但是如何走出面向未来的第一步？
6，三十年后，再看当年，我们是多么可笑，三十年后，再看今天，后人会明白我们今天的可笑么？需知道，我们这些活在当下中国的人，心里其实都有一个愿望，都有一个梦想；
7，我们的这个梦想甚至成了各大论坛、博客后台系统里的关键词和屏蔽词，不能说出来，甚至也不能多想，想多了，自己痛苦，自寻烦恼；
8，三十年后，再看今天，我期望我可以堂而皇之、辛酸刻薄地嘲笑今天，就如同我们今天可以肆无忌惮地嘲笑当年政府连一根火柴的定价权都要牢牢地握在手里一样——我们肆无忌惮嘲笑政府：竟然连“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些小东西都不敢放给老百姓～
PS：这个文章是写给FT中文和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征文。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很多媒体、很多个人都在从各种角度撰写各种文章，我一直想写，但是总找不到下笔的点，就从郎咸平和张维迎的演讲开始吧！
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
这句话将成为名言，至少在500年内都将成为是名言。将成为和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法国大革命的“民主、自由、博爱”等等一样，标识出人类理性的光芒。
这句话属于现年28岁的尼泊尔旺楚克王朝国王——吉格梅·凯萨尔·纳姆耶尔·旺楚克。
老国王辛格（右）与继位人凯萨尔（左）在一起
这句话不只是适合一个国家，也适合一个企业、一个家族、或者团队、或者项目组，或者为人处世。
一个好的制度是尊重每个人的，充分调动和发挥每个人能量的，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权，并尊重每个人的价值取向。
大家强才是真的强，国王强，那只是国王自己的事。
一个现代权力者应当认识到，不是个人或集团最大，而是公众最大，没有任何一个权威或政府可以无条件统治别人而永远不会受到质疑。专制必然要依靠人治，依靠权威，只有民主才能保证法治，保证人民的选择，即用选票来选择自己的生活，因此民主制度比任何明君政治都更能达到长治久安。
民主，就是被统治者授权统治者有权进行统治。 Read more
[转载]大选之后
小马哥成功当选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地区的领导人了，激烈的大选之后，他和竞选对手谢长廷分别发表了演说。全文录取如下，不做太多评论。
只说一句：感谢两党为华人社会的民主制度的建立进行了激烈的、平和的、有益的探索。
马英九当选宣言: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
萧副总统当选人、连荣誉主席、吴主席、王院长、各位副主席、竞选总部同仁，以及在场及全国各地的民众，大家好！
现在我向大家宣布，刚才开票统计的结果，我与萧万长先生已经获得台湾多数选民的支持，当选中华民国第十二任总统、副总统。
我要强调，这次选举的结果，并不是马萧个人的胜利，也不是一个政党的胜利，而是千千万万“希望求新、求变”台湾人民的胜利；也是反对台湾继续锁国，希望开放，与世界接轨的一大胜利。更是台湾民主政治又一次的胜利。
台湾人民的心声，在这次选举结果已经反映出来：
人民希望政府清廉，不要贪腐：
人民希望经济繁荣，不要萧条；
人民希望政治安定，不要内斗；
人民希望族群和谐，不要撕裂；
人民希望两岸和平，不要战争。
过去一年，从南到北、上山下乡的走访过程中，我能体会，台湾人民的期待其实非常单纯：他们希望能过好的生活、能有和谐的社会、能找回台湾人传统的价值、能让台湾在国际社会上得到肯定。台湾人民对于政治开始厌烦、对于蓝绿吐不完的口水感到无奈；但人民却共同希望王建民能胜投、詹咏然与庄佳容能夺冠、中华棒球队能参加奥运、李安能拿奥斯卡。台湾人民并不奢求大富大贵，但却也不希望过苦日子。台湾人民政治观点也许不尽相同，甚至会彼此指责，但是大家都同意，目前原地踏步的情况一定要改变；再这样内耗空转下去，绝对不是办法。台湾人民了解：“改变，我们才有希望。”
人民的心声，我们都听到了，国民党必须完全执政，才能完全负责。我们执政后，一定优先拼经济，改善人民的生活；并以最诚恳、最负责的态度，立即推动各项改革，落实选举承诺，以回应人民的改变期待。
选举结束是承担的开始，我们深信唯有改革，才能带来改变；唯有改变，台湾才有希望！
我也要向我的竞选对手，谢长廷先生、苏贞昌先生与他们的团队和支持者致意，民进党对台湾的民主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与未来仍必然是台湾民主稳定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这一段期间，我们虽然相互竞争、相互也有一些批评，但我们透过民主改革共同推动台湾向前进步，我们共同完成了台湾民主政治又一次的胜利。民主自由是台湾人共享最珍贵的资产，也是台湾价值最核心的部分，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它、坚决的捍卫它。
我在此承诺，我们执政后，一定虚心地努力争取民进党的合作，共同为人民的福祉、台湾的前途打拼。谢长廷先生选举期间发表的若干政见，我们也会在未来纳入施政考量。
我认为倾听人民的声音、尊重在野党与媒体、不干预独立机关运作，以及扶持社会中间力量，是推动阳光政治、维持多元制衡，必须要有的基础，我保证上任后将身体力行，积极推动上述工作，促使台湾民主恢复常态，蓬勃发展。
选举是一时的，人民的福祉、台湾的利益则是永久的。选举或许有蓝绿之分，但选完之后，执政就不能有“你我”之别，我们所有人都在一条船上，大家是命运共同体，必须携手合作。
我向大家保证，执政后的国民党，一定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努力倾听人民的心声，关心人民的苦乐，勇敢地反省检讨。只要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都是我们的头家，服务的对象。身为总统，我将以行动体现正直善良的台湾核心价值，让台湾这个母亲包容来自每一个地方的孩子，大家互相支援、共同生活，走向美好的未来。
政党和平竞争、和平轮替，台湾人民将是永远的胜利者。 Read more
奇文欣赏:致陈方安生阿姨的公开信
本博评论员：
在《联合早报》读到一个大陆大学生《致陈方安生阿姨的公开信》，总算知道了中国GCH党愚民政策有多深。一个幼小的心灵，满嘴的”文革”语言。
—————————————————-
致陈方安生阿姨的公开信
尊敬的陈阿姨：
你好，今闻你要参加明天的七一大***，我为你的争取”民主”的精神感动不已。所以对你多了一份关心。没想到我对你越了解，就越心寒，你的所作所为原来是既要又要的那种人。
据媒体说你的参加居然是想选特首（选举是人的基本权利，在中国***的教育下，好象人民要参与民主选举，就是”罪恶”）检验一下民意，那你为何要打着民主、选举的旗号呢？不是玷污了它吗？这不是明摆着强奸民意吗？（是谁在”强奸民意”？）
第二是你在英港殖民地政府当高官的时候你参加了***吗？你提出了要普选的口号了吗？是不是怕丢了官位呢？你在特区政府也身居高位，也没听说过你冒过什么皮皮？可是今天你下台了，我们的”民主斗士”你就钻出来了？你以前为啥不发话呢？是不是你那时民主意识还没发育呢？你人都这么大了，你现在发话你不想想以前的龌龊，你不觉地虚伪吗？再来看看你们所谓的民主派，是不是有个叫李柱铭的叔叔呢？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去年比你还火，他是不是到了美英等”干爹国”去开什么听证会呢？他是不是去参加了所谓的”台独研究会”呢？你们搞民主我不反对，可难道就要去求助外国人呢？你们这么没自信，怎么能把香港治好呢？支持台独，你的良心在那呢？俗话说得好，人以类聚，你们这群打着民主旗号的人啊，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你们的师傅秦脍和汪精卫之流搞的那一套，什么忠君啊，曲线救国之类的好听话，也不由让我想起了你们的干爹美国在伊拉克打着”民主”旗帜干的好事。。。。。。（给搞民主的安上”里通外国”的罪名，我们的年轻人有都成了高手。可悲！）
你们真的是深得真传啊，这个招牌太好使了，想当官就这样，又来蛊惑香港同胞了，很好，很好。我首先提前祝你马到成功，遗臭万年，搞好了，你当官，搞坏了，你有钱，你移民，你们真聪明哦，也让我后辈看到了什么叫厚黑学。说这些，也没说清楚，只不过为他们的无耻而愤概，起泡砖引玉的作用，我想对你们说，不要把好心视为应当，不要把容忍视为好欺，我想对中央说，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我想对广大网上朋友说，去揭一下他们的本面目，让他们明白我们的民意，我们太软弱了。愿你自重。（咳，一声叹息！）
一个大陆大学生（真给中国大陆的大学生丢脸，要是中国大学生如此低劣的水准，我看中国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真实活该，如果我是老板，我就绝对不要这么无知的大学生。）
《联合早报网》（丫的，还跑到新加坡丢人去！不过也可以预想，这样的文章在国内论坛上是发不出来的，因此只好跑到新加坡作出口转内销了！）
[转载]21世纪的国王和民主
Jun 27, 2006 – Show original item
普密蓬国王生于1927年的剑桥。这位79岁的泰国国王热爱设计、音乐和他的人民。他已经继位60年，因此成为如今世界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并非生活在君主制国家的人民会错以为君主、国王和皇帝仅仅生活在人类政治制度的侏罗纪时代。而普密蓬国王则生活在21世纪。在这个充满幻灭的新世纪，生活在民主社会和非民主社会的人们都在争先恐后的发现威胁民主的因素。
经过漫长的岁月——这段岁月中经历了血腥的杀戮、刺骨的贫穷、对个人尊严的无视和侮辱，在关于一个国家究竟采取何种政治制度上，大多数人类终于达成了一项共识。这项共识被温斯顿·丘吉尔用最直白的方式表示出来：“民主或许并不是人类所能采用的最好的制度，但是据我们所知，它至少不是人类所能采用的最坏的制度。”说出这项共识时，温斯顿·丘吉尔正代表人类面临着20世纪最大的挑战：几个声称融合了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国家发明了一项新的政治制度，它被称为纳粹，主要由阿道夫·希特勒坚持宣扬并将它实施。此时，德国皇族在欧洲各国的流亡生涯仍未结束。他们在如何对待阿道夫·希特勒的新制度上也存在分歧。好强的德皇威廉发起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由幻想狂的元首希特勒来挑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引领了君主制的崩溃。这次大规模战争把君主制赶进了历史的阴影处：奥匈帝国解体，德皇流亡，俄国沙皇也被从不可一世的位置推向人民的反面。取代他们的是德国皇室的是魏玛共和制度，取代俄国沙皇的先是一种议会民主，随后则被一种崭新的政治制度取代，这种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以德国人马克思的学说为理论基础，由流亡归来的列宁所缔造。而魏玛共和经历了短暂的繁荣之后，又被希特勒所创造的新制度纳粹所取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这种新制度和已经成为传统制度的民主制度之间的战争。新制度在短时期内被证明拥有巨大优势，它甚至让某些民主国家的政治家开始怀念君主制——或许只有君主制在迅速动员战争资源上可以和纳粹媲美。当然，这其中情况特殊的是日本，天皇仍然拥有巨大权力，而且后来被证明应对侵华战争负有重大责任。
在某种程度上拯救了民主制度的温斯顿·丘吉尔还说过：“在历史上的历次冲突中，大多数人从未像现在这样欠少数人这么多！”但是，在战后的选举之中，丘吉尔被选民抛弃，而丘吉尔认为这种“忘恩负义”是一个伟大民族的特征，也是民主制度在选择政治家上的残酷逻辑。
成长在泰国之外的普密蓬国王目睹了人类现代历史上最为频繁的也最为焦灼的政治制度的演练。演练之后，绝对的君主制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在大国间已经绝迹。皇族们或者已经消失，或者成为一个国家象征性的领导人，而并不担负实际政治职责。独裁者们更换了自己的名称，称自己为总统或别的政治称谓。“民主不是最坏的人类制度”，这项共识被全世界大多数人所接受。美国总统布什在竞选连任获胜之后把就职演说演变成为民主的辩护词。美国的职责被他定位为在全世界推广民主和维护民主，邻人的不幸也就是我们的不幸。这也可以为美英军队进入伊拉克做辩护。尽管这场战争的结局被证明是一场无休无止的困境，但他们认为这病竟在一个国家建立起了民主制度。
与此同时，美国人最大的担心则是自己国家的民主制度已经被破坏。政治知识分子们争辩说，总统的权力已经过于膨胀了。白宫的行政权已经强大到打破了美国宪法中所规定的三权分立和均衡原则，总统可以无视国会山上的精英们随意批准法律。同时，把经济制度融入了社会制度之中的福利国家制度的过分发展，也被媒体和知识分子们认为可能对民主有碍。例子是发生在巴黎的无止境的***和暴乱。处在青春期的少年们认为自己在工作机会上得到了不公正待遇，或者由于人们认为自己的生存不再像以往那么轻松。
关于民主，值得忧虑的事情过多。而在一片嘈杂声之中，一位国王迎来了自己登基60年庆典。这期间，民主和国王各行其道，然后在某个时刻惊讶的发现对方。
这种庆典似乎只应存在于19世纪甚至再之前。比如，1897年6月22日，在位60年的维多利亚女王钻石大赦年是当时世界上最盛大的节日之一。在后来的描述中，“46000名军士和11名部长大臣从地球的四个角落来到伦敦向他们的君主表示敬意。这场盛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纪念维多利亚女王在位60 周年，也展现了日不落帝国的无与伦比的地位。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着地球的四分之一人口和五分之一领土。他们由不列颠令人惊异的新科技——电报连接起来，由世界上最强大的皇家海军巡逻保卫着——皇家海军的力量比第二名和第三名国家的海军力量加起来还要强大。”当时的《纽约时报》呻吟到：“我们是……那个似乎毫无疑问地统治着这个星球的大不列颠王国的一部分”
21世纪的国王继位60年庆典有着同样的大赦，只是庆祝的来宾是来自全世界仍然存有君主的26个国家的代表。这位国王还声称自己是民主的保卫者。至少在两个月之前的选举中，普密蓬国王的强力举措保证了国家政治的稳定。而他也被视为能够体谅民众疾苦的领袖，他对贫困的关心和改善贫困的努力，赢得了联合国的赞誉。
这也说明了21世纪国王的存在之道：即使是国王，至少也要站在民主这一边，尽管你的国家在一些民主国家的名册上仍然保留着人权状况可疑和中央集权严重的坏名声；然后，你要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位好领袖，拥有魅力和好名声。
人民接受领导的领导的前提
人民接受领导的领导，但是领导必须是人民通过民主、公开、公平的法定程序选举认定的领导。
对话之一：
A: 你必须要明白，中国目前最大的前进的阻力就是统治者自己本身建立的这套流氓政治统治体系
B: 你跟胡XX说去，你以为老胡不知道，就以为你自己聪明呢，猪头
A: 对啊，自己都知道为什么不去改变呢？人人都知道，为什么还是这样呢？
B: 因为大家都比你笨
A: 我又不是老胡，我怎么知道他的想法？中国就一个老胡，你凭什么叫中国人都和老胡想得一样？
B: 就是因为很多人比你笨，所以人家能当官，你当不了
A:因为中国的笨人才能当官，因此导致中国一天天的笨下去，几百年来一天不如一天，落后而愚昧
对话之二：
L: 中国的XX们天天都在网络上搞封锁，他们一边自己说假话，一边还不让人民说真话
Y: 呵呵呵，这有什么奇怪
L: 你不觉得这很无耻么？
Y: 你要是小胡也会这样做的
L: 我不是他。中国的人不可能人人都是小胡
Y: 所以你会觉得无耻
L: 为什么我要站在小胡的立场上看问题？
Y: 呵呵呵
L:为什么小胡不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在中国这个国家，究竟是小胡多，还是人民多？为什么要求人民按照领导的意思去做，而不是领导按照人民的意思去做？
驳斥所谓的“怨气冲天的公民，你为国家做过什么？”
模仿“加爵的锤”的辩论方法，反驳所谓的“怨气冲天的公民，你为国家做过什么？”
首先说这题目：“怒气冲天的公民，你为国家做过什么？”这句话起源自肯尼迪的名言“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肯尼迪提到这句话的演讲是在他的总统就职典礼上。在这次演讲中（全文我将作为补充发在回帖里）呼吁美国国民能支持美国政府对tyranny, poverty, disease, and war（暴政专制，贫穷，疾病和战争）的反对政策，他意在告诉国民，这个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国民如果没有自由,暴政专制横行，而美国不去帮助那些人获得自由，那些暴政专制迟早会跟传染病一样影响到美国国民的自由和人权。
肯尼迪在这个就职演讲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软硬齐下劝说那些专制独裁国家放弃暴政专制，把自由还给国民，让世界得以和平；同时给那些站在民主自由阵线的国家打气，坚持民主自由，坚信民主自由将普照大地。
肯尼迪在原文中，还有一点就是呼吁全世界的人一起，为了自由而奋斗，他说：“我的全世界同胞们,不要问美国能帮你们做什么,要问你们为了人类的自由做了什么。”
其实紧跟着“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而问你为国家做了什么”的是“不要问美国为你做了什么，问你为人类自由做了什么”，这是一个排比句式：前一句是给美国人，后一句是给全人类。
问题就出在这里，我们的某些网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转的那个帖子断章取义地只提前一句，后一句就没了！把一个呼吁自由的演讲变成了……哈哈，真不知道这是什么居心呀？
再说公民，中国现在有公民吗？记得杨奎松先生在今年7月28日南方周末之第30版阅读栏目中的“访谈录”中说道：“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是什么？是NATION STATE，也就是所谓的“国民国家”，即是建立在“天赋人权”和“主权在民”的基础上的国家。在这种国家里面，每一个达到法定年龄的共和国国民，不仅享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权，而且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可以定期通过选票来决定谁来代表他们行使管理国家和服务国民的权力。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才具有实质的意义。因为，它是由那些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的，一个个享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的国民集合而成的。因此，我们今天所高唱的“爱国主义”的口号，不是诞生在中世纪的罗马帝国时代，也不是诞生在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而是诞生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个时候人民才会相信，这个国家的命运与他们自己的命运息息相关，从而也才会有所谓的“爱国主义”产生出来。如果当时的法国仍旧是路易十六的国家，法国人那时还会那样热血澎湃地去投身于爱国的战争吗？当然不会。”
请注意了，从各个方面来说中国目前都不时一个“国民国家”，而不是“国民国家”就没有所谓的“公民”，中国人现在不仅没有“公民权”，充其量只是一群被圈养起来的猪（当然了，有一些人是统治这个猪群的，所以他们不在猪栏之内）。
一个国家没有公民，你却非要对着这个国家的被统治者喊话说：“你为国家做过什么？”这是在愚弄那些没有“公民权”的猪呢，还是在侮辱你自己的智慧？
我上面说了这么多，只是为了证明所谓的“怨气冲天的公民，你为国家做过什么？”一文的标题就充满了荒谬和欺骗性，那么这个文章的内容方面由于建立在一种错误的理论基础上，其实根本就不值得一驳了，很明显了，这个文章是为专制独裁涂脂抹粉的。
不过为了彻底揭露这个文章的愚弄性和反动性，我觉得有必要模仿“加爵的锤”反驳“和谐社会”所转文章“遵守”游戏规则”是民主的前提”那样，有选择性地驳斥其文章中的歪理。
我今天驳斥的这个文章和锤子驳斥的文章，都属于一种借用民主国家的基本原则性尝试，进行断章取义的选择，并按照美化独裁专制的需要进行歪曲，推出所谓的理论。
锥子驳斥的文章中的要旨是“遵守”游戏规则”是民主的前提”，那个文章只字不提这“游戏规则”是否民主、是否强加于国民头上逼迫国民去接受承认，却一味地宣扬什么“遵守”，其旨意是很阴险的。
我驳斥的这个文章通篇，它首先故意把国家和政权的概念故意混淆了，用“国家”两个字替换掉了其真正要说的“政权”。他所说的“你为国家做过什么？”，其真是意图是“你为政权做过什么？”
原文：我们在怨恨国家的同时，能否扪心自问自己为国家作了什么？
————
驳斥：其实我们都是爱国的，我们怨恨的是专制独裁无能、不顾百姓死活、只知剥削榨取的一些既得利益团体。这个团体是谁，就不用我再点名说出来了吧？
原文：人家欧美国家民主化200多年，甚至400年了，况且，人家老祖宗就非常重视民主。而我们的老祖宗只有李世民说过；君王是船，老百姓是水，水可载舟，也可覆舟。但只是说说罢了。
————
驳斥：看来写这个文章的人只顾学马列，忘记学国文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具有先见之明的至理名言是谁说的？怎么会“只有李世民”呢？
原文：我们国家在不断努力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以人为本正在进行，物权法等一系列人情味很浓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这些相信大家可以看到。
————
驳斥：物权法确实是公布了，但是侵犯人民物权的违法行政行为减少了吗？被依法处置了吗？从城市拆迁、到陕北油田，多少人以所谓的“国家利益”侵犯人民权益？
再说，中国的物权法保护的其实是权贵的利益，把他们的非法资产通过这个法律合法化，这点在制定物权法的时候就曾有许多法学专家、有志之士强烈反对，但是最后却通过了这部法律，请问这样不得民心不被人民接受的法律被通过了又有什么实质作用呢？
原文：我们的公民自己的民主法制意识就很查，一边抱怨自己的国家法制差，一边自己不学法、知法、守法。经常看到受了什么委屈不是依法维权，而是找官员、找政府不断上访，围堵政府门、阻断交通，以自己的违法对待别人的违法，自己受的委屈让其他无辜者承担，堵门、断路其实就是违法犯罪行为，限制了别人的人身自由和通行权，还妨害了其他公务。让许多事因你的违法而耽误。就说旧城改造，你完全可以依法维权……
————
驳斥：这句话实在是懒得反驳你，不过看你写这么辛苦，我就问你一句：“太石村的事情你应该知道了吗？到底是什么人不按照法律做事，到底是谁干预了司法，到底是谁没有司法意识？”
国民依法维权都遭到如此的打击压制，你这不是逼人造反吗？前面温总理家宝同志刚对国际传媒说支持村民民主自治，后面基层就给自己国内的人民来个打击压制村民民主自治。是谁他妈的这么不要脸地还说什么“我国人民民主法制意识差？”
原文：有些公民言必美国……
————
驳斥：是谁这么不要脸地断章取义肯尼迪的名言，难道肯尼迪不是美国的总统了？你能言必美国，人们就不能说美国？
原文：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抱怨自己的母亲、自己的国家。
————
驳斥：还是在偷换概念，故意把国家和政党搅和在一起。
原文：1965年的日本由于战争的创伤比我们穷，可是人家抓住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机遇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我们却进行了10年文化大革命，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为什么日本人民可以起诉首相，而我们对专制俯首称臣，情有独衷，难道这不是我们意识形态的差距？我们为什么不敢对专制说不？这是我们民族的悲哀！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悲哀！
————
支持：这是我唯一能支持的几句，也是这个文章中为数不多的还算是人话的文字。
原文：现在，国家给我们广泛的民主，[驳斥，是的是的，但是只在宪法上呢。]我们自己不能当家做主人，[驳斥：是谁剥夺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呢？]却在不停的抱怨国家，漫骂国家[驳斥：还是在偷换概念，故意把国家和某利益团体搅和在一起]，这不是我们的悲哀又是什么？[支持：绝对是一个悲哀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建设出谋划策呢？[驳斥：多少人在出谋划策呀，但是为什么把出谋划策的人都抓到监狱里去了？大家出的谋、划的策怎么也不见某利益团体接受呢？]对照发达国家的人民难道我们不汗颜吗？[驳斥：对照发达国家的政权，某政权汗颜了吗？]我们自己为什么不能靠劳动改变自己的命运呢？[驳斥：就是就是，为什么呀？劳动成果都被谁拿去了？税这么高，费这么多，却不能调剂人民的贫富差距，治不起病，买不起房子，上不起学，……人民缴纳的税费都被狗吃了？]我们为什么不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推及国家的政治进步呢？[驳斥：推动国家政治进步只是国民的事么？如果国民都已经推动了，而某利益团体却非要不顾国民反对、坚持强奸民意、不进行政治改革，这中国的政治怎么进步呢？]
秦岭老汉：第四个里程碑
——论何祚庥“不幸论”的伟大意义
此文转自华商华山夜话，最近难得见到的好文章。向作者秦川老汉致敬。
何祚庥先生在回答现阶段无法避免矿难事故时说：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何先生说出了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也说出了全中国人民的心声。尽管网络、报刊对此大加痛斥，但直面人生是痛苦的，直面真理更是令人痛苦的。深入学习、深刻领会何先生的“不幸论”，最大的体会就是何先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列主义的发展史上是继马克思、列宁、毛泽东之后第四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过去和现在，有许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遇到了挑战，甚至陷于停滞，无法解决现实中的很多问题。然而就如同古人所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更何况我们现在生活在李敖先生讲的中华民族的盛世，伟大的时代必将产生伟大的人物，中华的盛世必将速生中华的圣人。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讲：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何祚庥。
何先生的“不幸论”提供了一把解决所有问题的钥匙。以前，在评价马克思主义时，人们常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只提供了一种理论、方法，但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这样的说辞现在看来只能理解成马克思主义受到了那个时代客观条件的制约，是有欠缺、待发展的理论。但何先生的“不幸论”之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高就高在它至少在中国这个具体环境里面就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就是一把钥匙开了万把锁。远的不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常讲的话是老的一套不灵了，新的一套尚未建立起来，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以前有初级阶段理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现在还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说法。这些东西对是对，但对于解决现实问题，老百姓总有大了、高了、远了、空了、虚了的感觉。而“不幸论”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避免了上述欠缺。它以简单、明了、直接、干脆、实在的语言，回答了中国的所有问题，并提供了解决之道。你说中国环境破坏利害，——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你说中国假冒伪劣盛行，——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你说中国贪官污吏作恶，——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你说中国贫困人口众多，——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你说中国下岗工人艰难，——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你说中国广大农村凋敝，——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你说中国警察处于高危状态，——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你说穷人无钱求医、无力求学，——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试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能不能直接回答上述问题？或者朝大的说，自人类产生以来，所有的理论、思想，不论是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左的右的中间状态的，能不能直接回答上述问题？不能。而何先生的“不幸论”却能够做到这点，并且端直让疑惑者、驳诘者闭嘴。就凭这点，“不幸论”足以位居人类思想的最高峰，成为中华民族四大发明之前的第一大发明。“不幸论”不仅是浩大、高深的理论体系，而且还是方法论、工具说，是解决中国目下所有问题的根本途径。谁都知道现在中国问题多多，各级领导为此头疼不已，各类幕僚、专家使出浑身解数献计献策。但客观讲来，良策虽多，都是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雕虫小技。而“不幸论”则是根本的解决之道。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这呼之欲出的意思就是：你不在中国了，不是什么问题就没有了么？如何才能做到不在中国？办法有三：一是不生，二是不活，三是不待。所谓不生就是让你爹娘老子不要发生性关系把你生下来。也许你会说我控制不了父母，生不生由不了我。但这个问题你自己要想办法解决，因为办法总比困难多，更何况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如果你没有控制好父母，不幸生在了中国，那也不怕，你可以选择不活。我没有选择生的权利，我总有选择死的自由吧。中国再不幸，自由再稀缺，死总是挡不住的吧。人死如灯灭，眼不见心不烦，所有问题不是都解决了么？如果你不幸生在了中国，如果你不幸又下不了硬手结束自己的生命，那么你还可以选择不待。所谓不待就是不在中国居住和生活。孔子讲：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我党领导人对资产阶级鼓吹的迁徙自由回答说：想要多少人？一千万，一个亿？你现在嫌中国这不好那不好，你可以离开这里。你说美国自由，你到美国自由去；你说法国浪漫，你到法国浪漫去；你说北欧性开放，你到北欧受活去。
何先生的“不幸论”为我国广大干部提供了精神原子弹，使他们能够摆脱各种束缚，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党的干部是我们最重要的财富，他们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用党性锤炼人性，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们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清正廉洁，勤政为民，艰苦朴素，努力工作，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最可信赖的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他们已经和正在作出无与伦比的贡献，他们的血汗人民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但较长时期来，受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影响，有不少人有非常错误的认识，以为我们的干部都是贪官污吏，拉出来齐茬枪毙也不亏。受此影响，连我们干部自己也搞得灰头土脸，真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腰不直气不壮。现在，有了“不幸论”就好办了，我们的干部心里有底儿了，并且手里有了对付刁民顽敌的锐利武器。就以现在下岗工人众多为例。有些人以此为据指责我们无能无为，并成为攻击改革开放大业的口实。以前我们广大干部摆事实、讲道理、摆国情、讲困难，甚至请出马列主义老祖宗，费了老鼻子劲，但都不能让群众心服口服。自从有了“不幸论”，再碰到上访群众，我们广泛宣传，深入讲解，我们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中国就是这样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谁当这个家都不好办，要想得开。第一不能解决所有人的问题；第二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第三不能很快解决问题；第四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如果还有人不听话不听劝，一句“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就噎得他半晌缓不过气来，他不服也得服。广大干部异口同声地讲：何先生的“不幸论”就是管用，不愧是一句顶一万句！
何先生的“不幸论”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中国本土化的马列主义。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比如“宿命论”就是这样，它承认事物的发展变化，它洞悉发展的曲折坎坷，它看到命运的变化无常，它慰籍个人的渺小无奈。何先生从此出发，但又剔除了宿命论唯心主义的成份，与马列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论对接，广泛吸收“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性格即命运”等重要理论的合理部分，创立了“不幸论”。这个理论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将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并且是从老百姓感受最深、理解最透、肋条最软的地方出发，合情合理，入耳入心。中国这地方特点就是人多底子薄，给老百姓说马列主义舶来品食之难解，但如果说一句“认命吧”，除了毛头小伙不知天高地厚胡蹦乱跳外，但凡有点阅历者，无不默然称许。“不幸论”说高深高深得不得了，说浅显又浅显得了不得。它的中心意思说白了就是：你就生活在中国这破地方，不要嫌这嫌那，该认就要认，不要脑子一根筋，一条道走到黑。这种理论也许有些同志认为简单了点，殊不知真理往往是简单的，并且最广大的劳动人民易于接受，乐于接受。难道最广大的劳动人民能够接受的东西不是我们应该追寻的么？
以上是老汉学习“不幸论”的粗浅体会。不对之处还望多多指正。
2005.12.29.
一个回帖很精彩：我已经决定不生，但是还想活的像个人，因此就不想待了。
哥们帮我移民吧！
哦，原来英国的布总、法国的希总和我们的胡总是一派的
2005年21世纪经济报道年终特刊上有一个文章：甘阳访谈：中国的软实力中说到：
“解放以后一段时间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受到极左思潮的扭曲的，把社会主义理解得非常狭隘。例如我们把法国的执政党名字翻译成“法国社会党”，但实际上人家的名字明明是“法国社会主义党”，英国现在的执政党英国工党在党纲上都明确自己是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欧洲政党都是属于欧洲社会主义传统的政党，但我们以往不承认这些欧洲国家的实践也是社会主义实践，实际限制了我们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这是今天需要重新检讨的。”
哈哈，原来是这样啊！原来英国的布总、法国的希总和我们的胡总是一派的。大家都是一家人啊，都是社会主义的不同实践啊！嘿嘿。
怎样才能使宪法得到尊重
中国学界正在讨论维护宪法尊严和尊重宪法的问题。不过，我想在此提个问题:怎样才能使宪法得到尊重？宪法要有权威才能得到尊重，而宪法权威来自被治者的同意。因此所有成功的好宪法都规定了最严格的被治者的批准程序，一般需要通过公民投票，经三分之二以上公民通过，宪法才有合法地位和权威。宪法要有权威还必须有严格的修改程序。10年可换一次的宪法，不经充分自由辩论就可轻易修改的宪法是不可能有权威的。有些国家为了使宪法修改不至于草率，宪法规定，提议修改宪法的政府在任内不得实行公民投票，而实行公民投票的政府在任内不得推行修改的宪法。因此修改宪法至少需三届政府的时间。
举例来说，当今日本宪法是二战之后美军占领日本期间帮日本起草的宪法，其经过议会各在朝在野党派及公众通过自由媒体的长期充分辩论，再由超过三分之二公民投票通过而具备合法性。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不存在这种权威，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没有规定在何种程序下该宪法可经由被治者以一定程序完成宪法的批准过程。因为没有这种经过公民的认可这一最基本的程序，所以在合法性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没有权威。对这种没有经过被治者认可的一部宪法，如果中国人竟然尊重它，那就代表了中国人民缺乏最根本的「宪政教养」。
宪法权威存在的第二个条件是在宪法的制订和通过时，必须要有执政者的反对派参加。宪法这个做为国家最根本的法律，不能只代表执政者的意见，还必须通过非执政者代表，特别是反对者以及少数派的同意，宪法才能具有合法性以及能被施行的条件。因此在宪法制订的过程中必须让各方，特别是反对派，都愿意参加，宪法才能具有真正的合法性。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出现过两部宪法。第一部是中华民国宪法。中华民国宪法是1946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经国民大会议决通过，1947年元月一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中华民国宪法的批准程序太草率，也是内战发生的原因之一。但中华民国宪法在制订的过程中，是由非国民党人主持，中国共产党并参与其中。亦即，中华民国宪法制订的过程符合宪政制订的程序。不过中华民国宪法的施行，并没有获得当时中国最大的反对党中国共产党的同意与支持。因此，中华民国宪法的合法性就存在问题。
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政权之后所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却是一个比中华民国宪法更有合法性问题的法律。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没有规定任何公民批准宪法的程序。其次，中共在建政之后，甚至不断的消灭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政治势力，让所有反对共产党的势力消失，仅存在与中国共产党友好的政党。所以，相较于中华民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制订并没有任何反对势力的参与。
到今天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不仅没有获得反对势力的认可，中国政府也仍然继续消灭反对势力。例如，中国政府继续拘捕中国民主党向政府注册的人士。这种举措，严重违背了自由民主制度下政党自动注册的基本政治权利。另外，如果将还在施行中华民国宪法的台湾地区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之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也没有得到台湾几个主要政党，如中国国民党、民主进步党以及亲民党的同意与支持。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获得反对者同意的这个合法性条件是不存在的。
英国对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处理是一个值得借镜的例子。爱尔兰新教与天主教的斗争是一场数百年来的争斗。这场斗争也造就了今日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的分裂，以及自1960年之后数以千计的人员死伤。在北爱尔兰，信仰天主教的族群为少数派，信仰新教的族群为多数派，占人口90%以上。英国尊重北爱尔兰人民的自治权，主张由北爱尔兰人民以公民投票方式解决北爱前途问题。但以天主教为首的反对派拒绝参加公民投票。然而，在经历北爱共和军二十年来的武装斗争过程中，英国政府从未片面召开北爱和平进程会议和单方举行公民投票。直到1998年天主教徒与新教徒真正愿意坐下来和谈，英国政府才真正召开北爱和平会议，北爱才真正开启了和平的曙光。至今，虽然离北爱问题的解决还有长路要走，但敌对各方共同参加宪政过程，北爱共和军终于交出武器，为北爱的和平带来希望。
再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第一次进行的国会议员改选，即展现了尊重少数，尊重反对派的精神。北方虽然在南北战争中取得胜利，但仍邀请战败的南方政党参与选举，公平的竞争议会席次。美国人固然为南北战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由于南北双方相互的包容，彼此避免成王败寇的心理，终在尊重宪法的游戏规则下相互尊重，因而造就了今日美国的强盛。
英美这种包容少数派，包容反对派的宪政传统，是宪法权威的基础,它造就了英美的兴盛与发展。这种对中国人来说尤其具有启示意义。
第三、宪法要有让所有竞争执政权的各方，拥有公平竞争执政权的游戏规则。做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不应该保障某些政党或集团拥有优于其它政治团体获取政权的权力。人类宪政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限制王权以及反对专制独裁的历史。而宪政发展的过程，反映在现实的政治发展上，就是允许反对党的存在，必须让反对党与执政党有公平的机会争取执政权。然而，很不幸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竟是以成文宪法的方式，将一党专政制度化。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将一党专政明文写在宪法之中(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这种宪政发展的创新源自苏联，它以强调普选制，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形式，否定分权制衡，政党自由，及宪政的私人财产权基础，而将一党专政制度化。这使宪法不再是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人民权利不受政府侵犯的制度化工具，而使宪法成为将无限政府和一党专政制度化的工具。在东欧俄国人民纷纷放弃这种宪法时，将无限政府和一党专政制度化的宪法怎么可能有权威？相较而言，中国共产党也参与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反而保证所有政党在法律面前平等。
第四、宪法必须明载限制政府权力的条款。宪政的发展，其实也是一部限制政府权力的历史。例如在最早的宪法雏形–英国的大宪章(MagnaCarta)中，大宪章就规定了没有代表的地方就不必缴纳税金，如果国王想收税就必须经过纳税者的同意。大宪章也限制政府对自由民只能根据法律进行逮捕、关押、驱赶等处罚，此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处罚。也就是说，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被限制的一定的范围内。美国宪法的大部分条款都是明文规定对政府权力的限制，比如政府不得立法限制言论自由。
然而，西方宪政学家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一个实现无限政府的纲领。该宪法并未明确规范政府的权力范畴。国家可以依其需要，例如以国家安全的理由限制人民的言论、通讯自由以及人身自由。国家也可以依其需要侵犯人民的私有财产。人民的集会，言论自由是由政府给予，因此也可被政府拿回。
第五、宪政对政府的权力应该实行分权制衡。政府最高的权力机构中，具有平行、互相不隶属的权力。由于对权力的不信任，所以要分权制衡。在欧美宪政制度发展健全的国家例如美国，他们是将行政权、立法权以及司法权三权分立，相互监督制衡、互不隶属。
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全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见宪法第五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除了第七十七条说明原选举人民代表之单位可以罢免人民代表外，并无任何限制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设计。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具有行政权(宪法第九十二条)、立法权(宪法第五十八条)以及司法权(宪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九条以及第一百三十三条)等。也就是说，三种权力集于一身,结果是，人民代表大会并无任何宪政机构可以限制或制衡其运作。
这种缺乏分权制衡的一元化宪政设计在宪政发展的历史中是极端危险的政府制度设计，其本质为一种民粹式的反宪政发展，人们通常称之为宪政怪兽。其肇始于法国大革命中的国民议会，结果导致在法国革命中出现专制屠杀的历史悲剧。这一悲剧后来在俄国重演。缺乏分权制衡的这种设计也将导致政府中执政者的权力与责任无法区分，因此无法对执政者的执政成败进行监督。前苏联、或是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不断发生的政府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社会运动，导致数以千万生命的牺牲正是其结果。中国如不改变这种没有分权制衡的制度设计，仍然将为中国人民以及中国的宪政发展埋下极不稳定的定时炸弹。例如，当类似1989年动乱事件发生时，若人民代表大会成功召集，类似法国大革命中的国民议会专政就可能发生。
第六，宪政必须防止政教合一。很多国家的宪法容许人民和政府用相当激烈甚至暴力的方式阻止政教合一。美国1960年前历届总统都是新教徒，新教一般最反对专制，美国新教徒总统在这一新教国家通过法律实现政教分离，禁止公立学校教授神学。第一届天主教总统肯尼迪上台前，朝野各方要求他保证政教分离，将他的宗教意识形态与施政分离。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将政教合一制度化。这在所有实行宪政的国家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因为这种制度不可能对其它宗教意识形态公正，这种将政教合一制度化的宪法也不可能获得被治者的广泛同意,因此它也不可能获得权威。
最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有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条款，也没有一个大国所必需的地方自治制度设计。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没有类似美国参院保证各省利益可得到平等代表的制度。美国每州在参院都有平等的两席，因此可成为人数少的州对付大州保护自己利益的工具。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实行一党专政，地方政府由中央政府任命，而不是各地人民选举，因此也没有真正的地方自治。所以人民和各省都不会出自内心尊重宪法,他们中认为自己被不公对待的族群一有机会就会追求类似苏联解体的局面。
总结而论，上述各个方面是一部成熟宪法获得权威和尊重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我们就不应该奢谈尊重一部没有权威的宪法，而应该讨论如何创造条件使宪法获得权威。这些讨论将导致各方之间的宪政讨价还价(constitutionalnegotiation)。而宪政讨价还价是宪政的真正开端。中国由于历史上各派互相迫害积累的问题，启动宪政还会象南非一样面对各派之间的政治和解(politicalreconciliation)问题。如果大家不小心谨慎对待这些复杂的问题，而高谈阔论民主宪政，失控的局面的确可能发生。
香港、华商报、十年
Posted by 左 手 on 七月 1, 2007 · 发表评论
香港回归十年了。记录西安和陕西的华商报也十年了。
很多人都写文章了，看他们的文章，我心里痒痒的。我也动手了…
（一）我所理解香港的十周年
香港对很多中国人的影响，可能要超过华商报对陕西人的影响。从港资、港货、港人、港台、港商，无意中，有没有发现“港”这个汉字的第一解析已经从港口的“港”演变为香港的“港”。
十年来，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乃至在民国、晚清时期，很多新鲜事务就开始通过香港这个港口流传到广袤的中国内地。官方的话语里总是说“现在”是香港和内地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十年前就这么说，十年後也是这么说。
是香港融入中国内陆，逐渐成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还是中国逐渐学习香港的廉洁、高效、规范，成为一个强势的国家？最近这段时间，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但是对于我这个至今还没去过香港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伪命题。
香港的回归，与其说是中国的强大导致英国妥协，不如说是英国人悠久的“妥协”传统给了当时的中国政府更大的回旋空间。
——一国两制并不是什么创举，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发展历史上，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四地直到今天还在实行不同的政治体制。
苏格兰的独立派力量甚至有意发起“独立公投”，要求从UK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国家。但是，我们没有听见布莱尔或者他的继任者布朗说：“一个英国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UK政府是英国唯一合法政府，苏格兰是英国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英国人现在可以几乎无阻碍地直通法国，但是我还不能自由地拿着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去已经回归十年的香港。
我现在对于香港的印象，还是只能来自我所能接触到的影视、书籍、图片等文化产品，在互联网上，我订阅了好几个香港本地人的博客，我试图通过他们来了解一个真实的香港。
在他们的感觉中，香港的电影开始衰落，香港的明星也开始青黄不接，香港的经济地位逐步被上海、北京、广州取代……那么香港还有什么引以为豪的？
在他们的博客中，他们认为香港最大的优势在于“一国两制”，这个“一国两制”并不是中国内地宣传机构创造的那种语境下的用以讴歌政策伟大，我主英明的那个意思，而是一种根植于殖民历史的优越感。他们普遍认为，香港目前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系，是大陆任何一个城市都不能比拟的。而政治体制来源于大英帝国，经济体系则是一代代香港人在自由市场经济下的百年学习、积累、沉淀。
或许，我从这些香港人的博客中还是不能完整地认识香港，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版图中，我们很难再找出一个比香港更加接近现代社会的地方。这就是现实。
（二）我所感到的华商十周年
南方都市报为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出版了高达272版的纪念特刊。华商报为了纪念自己的十周年，也出版了132个版的特刊。有些报摊在当天取消了以往用1元出售华商报一份并搭售其他报纸一份的做法，而直接将标价0.8元的报纸卖做1元。我不幸就遇到了，摊主还振振有词，说今天报纸这么厚，出售1元是华商报授意的。我不知道她的这个理由是真还是假。
华商报十年来的精华，好像都浓缩在了他们在今年7月1日出版的十周年特刊中。经过十年的努力，华商报现在已经牢牢地把握着陕西的舆论话语权。一年能够拿下20亿的收入，一个结合报纸与网络的媒体集团已经形成。
这个特刊分成了7叠。其中《成长路》、《正气歌》、《人物榜》最好看，在这三叠之中，《正气歌》尤其好看。一份报纸的十年来的道义担当在这三叠报纸中呼之欲出，采用新闻回顾、事件点评、人物追踪、当时记者回忆等各种编辑手段，将新闻事件再次包装、挖掘，彰显出了一个负责任、有正气、有理想的媒体的形象。
如果每天的华商报都能像今天的这样多好？我在看完报纸之後，掩盖不住内心的激动，打电话给一位在华商报工作的好友，我如是说。
“捍民权”、“解民忧”、“揭黑幕”……陆步轩、孟晓霞，秦透社……
一个个闪亮的事件，一个个鲜明的人物。
华商报十年的努力，换来的是什么？南方都市报的庄慎之题词送曰：“同声同气，惺惺相惜”。华商报的精神内核在张富汉的《十年》中体现了出来，老大说的话很虚，归结到一点就是：“新闻是一种理想”。他还说到了中国十年来的变化——“对话代替了对抗、思想解放代替了意识形态的冷战、民主理念逐步深入、法制逐步健全、民众自主意识增强、政府行为进一步规范、社会财富增加、传媒管理日臻科学……”
但是这些变化，都没有江雪在Td10版的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角落里写的这句话让我感动，她的这句话，应该就是华商报目前所能担当的道义和责任的最高线了吧？
她说：“众多媒体，因为适值2003年大学生就业严峻的形势，多少有点自说自话地把14年前的陆步轩放在2003年的背景下来谈论了。而实际上，在“人才浪费还是自由选择”的热议声中，无论是媒体还是读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14年前就从北大毕业的陆步轩，无论是不是才子，他的命运，和当下的人才供求问题都没有任何关系。”
江雪两次提到了2003年和14年前，读者对报纸上的数字是敏感的，2003-14=？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三）我所体会的“十年”的意义
十年，对于人来说是不段的时间，但是对于一个城市、一份报纸来说，是非常短暂的。如果华商报要做百年大报的话，那么十年对于他们来说，也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十年的时间对于香港来说，也只是一个瞬间；十年的时间对于这个被称为中国的地方，更是微不足道了。
中国正在经历五千年不遇之大变革，历史总是在长期的积累之后，进行一个总的爆发。过去的十年，看似非常平淡，或许就是为了下一刻将要发生的大变革在做准备。骆驼已经很累很疲倦了，四个蹄子都发软了，好像就差那么几根稻草了。
这根稻草，最有可能来自香港人，也很有可能来自台湾同胞，还有可能是中国内地的某个人。
十年来，华商报记载了陕西这块土地上的变化，不管是积极的、向上的、黑暗的、丑陋的、主流的、边缘的……十年来的记载，其实证明了一个道理，任何试图阻碍民主、民权、民生向好的方向转变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都是无益的，要被扔到垃圾堆里去的。
十年来，香港人每年7.1都“集体逛街”，所争取的，也绝不仅仅是“民主、自由”，而是香港人自己努力把握自己命运的权利。
沧海桑田都会变，诺言誓言也会变。十年来，你变化了多少？唯一不变的，或许就是我们心底仅存的那一点点的柔软。
感谢华商报以及缔造了华商报的“江雪和张富汉”们，感谢香港以及缔造了香港的中国人和英国人。
世道沧桑，道义永在。人心不死，正气永存。
Filed under 评论 · Tagged with 华商报, 民主, 英国, 西安, 陕西, 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