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偶书
（一）
1998年出来读书。十年了。
几乎每次回家，我都是穿上最耐脏的衣服，最经得起在火车等交通工具上摩擦的外套。脚上基本上穿的都是球鞋或者即将被淘汰掉的鞋子。
好衣服我不舍得在路上穿。
我爸爸很讨厌这点。每次我一到家，他看到我身上的衣服，总是数落我一番：你啊，看上去就好像是要饭来的，你看看……（一般都是我三姑家的那个帅表弟）穿着西装皮鞋，多好？
其实，我知道，表弟在路上也是穿的旧衣服，回家再换上我姑父的。姑父当年也是帅哥，曾经是中国海军驻扎在福建精锐部队的高级文职人员，很注意自己的仪表，将自己的基因和好习惯一并传给了我的帅表弟。
今年大年初一，我到家之后，和父亲寒暄了几句之后，他又这么说了。
我笑道：“在路上都过得就像个孙子，挤来挤去地都像当年非洲运奴船上的黑人，何必西装革履地装大爷？”
父亲则不然，他说：“我儿子就算是做黑奴，也要做西装革履的黑奴！”
那份自信和自傲，霎那间竟然让我几乎泪流下来。
（二）
回乡那几天，正值山东卫视等各大电视台播放《闯关东》。朱开山一家的故事打动了很多人。我和姐夫两个人在他新购置的家里一起看。
二姐夫1996年前后认识我二姐，1998年年底得一子，属虎，今年9岁，正是猪狗不待见的淘气年龄。十多年来，二姐夫从一个学徒逐步成为了包工头、项目经理、负责人…房子也买了，160多平，顶层，还带一个40平米的阳台。（唉，光这个阳台就比我现在租住的房子还大。）
他闯荡的是山东东部俗称胶东的那个地区，我闯的地方有北京、广东、陕西…一百年前朱开山一家的故事打动了一百年后的我们两个山东后人。
我们俩感慨万千——
“哥，你说，我们出去打工为了啥？”
“呵呵，老婆孩子吧。”
“那么养活了老婆孩子呢？”
“让他们继续娶老婆生孩子吧…”
当年曾经有故事嘲笑陕西放羊娃不开化，迂腐僵硬。
有个记者在陕西的农村采访时看到，一个不上学的小孩在放羊，这个记者觉得很惋惜，于是就问他：“小朋友，你在干什么？”
“放羊！”
“放羊干什么？”
“攒钱！”
“攒钱干什么？”
“长大了娶媳妇！”
“娶媳妇干什么？”
“生娃！”
“生娃干什么？”
“放羊！”
话说过来，如果用同样的问题问那记者，又会得到那些答案呢？不外乎还是娶妻生子，子又娶妻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尽也…放羊和做记者一样，都是一种职业而已，我不觉得做记者就比放羊要伟大多少，要高尚到哪里去…
（三）
网上遇到了一个高中时期的同学。我们进行了如下的谈话——
左手 14:32:35
其实，在家乡过平淡的日子也是一种幸福
守望幸福 14:32:35
说什么啊，哎，说什么呢，我们也是没办法的事，谁让我笨啊，无法选择的
我们同学在外地的不少，在家乡的只有我们几个学习笨的
左手 14:33:12
在外地这么多年来，辛苦很多，幸福反而很少
找个老婆，结婚，过日子，就这么简单…
过去，总是把人生想得太复杂了
守望幸福 14:33:43
是啊，人生本来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很平淡了，人生也不过短短几十年，心不要太高了，平平淡淡才是真
（四）
返回西安的路上，我听到了大巴车中播放的本县的家乡广播。主持人竟然能说出标准的普通话了，还夹杂点南方味，完全不似过去那种乡村播音员的乡土风味了…
主持人做的是一档call in的节目，让听众打电话进来，将求职、招聘、出售、转让、求学、征婚等等消息发布出来，然后主持人再根据各人的要点归纳总结，每隔三五分钟集中播报一次。
节目非常的火爆——我的家乡，只是一个山东的县城而已，经济还不算发达的，但是，call in来的信息中，很少有征婚的，大多都是招聘、求职的，甚至还有人要转让一条制造家具的生产线，并付诸于制造技术转让…
我感觉到家乡变化的脉搏了，可能我过去太木纳，或者太肤浅地追求着一种不合实际的表明浮华，而不知道体会其中的奥秘。
留此存照，5年之后再看看
H_ 龙行天下
Re: 180亿的地铁，何时收回投资？
中国每年10个百分点的高成长,主要因素就是政府的公共建设投资.地铁当然也不例外是一项基础建设的大手笔,对拉动地方GDP有很大的作用.至于180亿就算是1800亿政府也会告诉你这不要求收回,是为了让老百姓享受到改革开发的成果，不再受雨天积水的苦恼，也是为了适应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需要。至于票价不用担心既然是形象工程就不会在票价上没形象,不会很高的,甚至是免费的.想想很多广场的五星级公厕不都免费了吗。老百姓就偷着乐吧。
[转载]“新闻媒体同声”陷害政府不浅
作者:丁学良
近来每次回国讲学，我都会强调“媒体杂声”比“媒体同声”的制度优势。因为像中国这样超巨型的社会，每日都可能出点问题；频繁出现局部的、小的乃至中等程度的危机，都属於常态。持续的处於这样的挑战之下，中国政府欲提高执政能力，笔者认为信息是关键的——它在大系统的运转中起着调节器的功能，决定着该系统里其他类的资源能否在适当的时刻被适当地调动到适当的部位，以适当的方式来运用。决策者不可能在低素质的、更不用说错误的信息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决定，这是当代社会科学说明的一个基本道理。
中国的超级大系统从横断面看，有那么多不同的区域、部门，从纵断面看，又有那么多的层次；信息扭曲的状态实在是值得严重关注的大事。信息扭曲对於上层或其他的部门来说，至少会导致第一，他们得到信息太晚或者根本就得不到；第二，他们准时得到的信息不准确，不足以适时作出正确决策。不来的、迟到的或不准确的信息，都会使上层或其他部门无法正确决策，削弱整个国家体系执政的能力。
有人会反驳说：不下达广大民众的信息，会及时地上报给领导高层。但是问题在於：信息的真伪优劣只有在公开流通的过程中才能够被持续地对比、检验和辨识。把在国际上多半公开流传的信息置於严密封锁的互不相通的保密管道里向上传递（此乃国内的惯常做法），至少会导致四种负面后果。第一是信息持续地扭曲失真，因为方方面面的专家和知情者没机会及时指出这类信息中的哪些是全假或半真半假。第二是帮助特殊利益小集团或少数人垄断高层领导的耳朵，造成错误的判断和决策。第三是促使本国的专业研究素质的整体退化。第四是搜集信息的低效益和浪费，因为各个秘密传输的管道之间互不相通，一定会有大量的重複搜集和过时搜集。
有选择的保密的信息体制有其必要性，对於大国来说它的价值尤其不可否定（因为大国的政策中国际安全的比重超过小国）。然而，有些人往往过高估计秘密信息体制的素质和效果。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国际比较研究中经常讨论到的国家高层因为信息扭曲而导致严重决策错误的具体事例，有三个可以在这里提及。
第一例，1986年4月25日深夜至26日凌晨苏联发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这样规模的核事故是史无前例的。在这之前，有关核电站的信息是被垄断着的，向政府高层的汇报一直把安全问题描述得几近完美无缺。灾难发生后，苏联的信息系统晚了几个小时才报告给总统戈尔巴乔夫，而且报告时也没有告诉他全部的灾难，这使得戈氏以为这不过是一场中小型的灾难，结果严重影响了政府最高层的危机处理决定，其不可补救的悲惨后果，永载史册。
第二例，2003年春的第二次伊拉克战争。萨达姆为什么连连出现严重失误而不堪一击？主要原因之一是，开战之前，萨达姆只愿意听好话不愿意听坏话；在他治下，那些凡是敢於对他提出不同意见的人，要么辞职了，要么坐牢了，要么被处死了，结果他的情报系统只拣那些他愿意听的话向他报告，即所谓的“报喜不报忧”。这就导致在战争过程中，他经常给那些已经不存在的部队下命令，最后他当然成了他一手造就的那种体制的受害者。
第三例，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者森（Amartya Sen）对印度的经济和1959-1962年间中国的经济作比较，发现中国三年饥荒造成的死亡超过了印度40年里饥荒所造成的死亡总数，原因就在於印度的信息系统是多元的，因此当印度某地发生饥荒或作出错误决策的时候，独立自主的媒体（异於“媒体同声”）送出的信息有助於纠错的机制及时启动，不致造成全面长期的错误决策。而当时中国只有惟一的一个信息渠道，信息被长期扭曲，导致发生长期大面积的饥荒。
跟四十多年前相比，中国的体制已经发生了诸多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分权化、地方化的趋势也很明显。地方分权有其长处，容易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但也有其严重的短处，它造成了局部利益、部门利益同国家利益、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这就使得导致信息扭曲又多了一个利益动机。唯一能抵抗这种负面趋势的，就是建立多元的信息系统——“媒体杂声”乃是不可或缺的环节。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发生问题的部位尚未被加工过的原始资料以比较完整的形式，连续呈现给政府和社会的不同层面。如果是一个单元的信息系统，只要原始资料被加工过，所有上层的或其他部门、地区的人接触到的，便可能是被无意或有意扭曲了的信息。多元的信息过程可以把决策者、行动者可能忽略有价值的信息、作出错误判断的情形大大减少。因为一个信息单元误判了，还有其他的信息单元在发声。政府误判了，还有民间和社会。只有多元的信息系统，才具备这样持续互补的性质。它能弥补被人忽视的部分，弥补被人砍掉的部分，弥补被人作出错误判断的部分。优越的机制的生命力就在这里。如果你的信息系统只有一个管道，只要这个管道在任何环节上出现不应该筛选的信息被筛选、不应该忽视的信息被忽视、不应该误判的信息被误判的情形，那么整个国家和社会就无法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在常规工作中是可悲的状态，在危机时刻是可怕的状态。在多元的信息系统内，政府和社会接触的不是一个封闭的管道，突发事态到来之际，警报器就不至於全面哑声。这样，不仅是政府可以作出迅速反应，整个社会都处在高度警觉的状态。你要想陷害你的国家，就维持媒体同声。你要想你的国家少栽大跟头，就推动媒体杂声。
[转载]丁学良：印度经验四条重要的反思
丁学良（就是那个说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伟大的说真话的教授。）
印度经验中值得人们反思的甚多，我本人在学习中最感兴趣的是四条。首先是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进步程度的关系。最为公众关注的政治社会学假设之一是：“一个国家除非经济上已经相当发达，否则不能启动竞争性的议会民主制度；若是冒冒失失地启动，它的议会民主制度也将是短命的”。
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世界史，确实提供了对上述假设或认识的相当程度的证实——像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孟加拉这几个人均收入不高的国家在1970年代末期以前，确实有过先尝试民主选举制度然后又被军事独裁制取而代之的曲折经历。但是这种验证只是局部的而非普遍的，印度则是证伪上述假设或认识的最重量级的国家。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就选择了议会民主制，当时它的人均GDP收入约为597美元。在十个主要的亚洲国家中，印度的人均收入位居倒数第三，低于平均数。然而到现今为止，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已经连续实践了六十年。这期间，只有1975年中至1977年初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印度的政界高层强制实施了“国家紧急状态”。印度的经验有力地说明，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并不命中注定地不可以启动民主实践的进程；启动以后，并不注定地要大倒退到可怕的军事独裁。一个国家里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文化传统和其他的政治因素，能够发挥独立于经济财富水平的扶助作用，使得该国的民主体制生根发芽，稳步发展。
其二，政治社会学中另一个假设是：“一个国家的教育普及率对该国的政治发展影响至关重要；在一个文盲众多的社会里，民主政治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印度的经验在这一方面，同样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根据2005年发布的资料，印度15岁及更大年龄人口中的识字率为61%，高等院校的入学人数占该入学年龄组的比率为11.5%；中国分别为90.7%和15.4%，均显著地高于印度。
而在与知识和信息传播相关的硬件设施方面的状况（包括：每千人拥有的电话线长度、每千人拥有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每千人中的互联网使用者人数、拥有电视机的家庭比率），印度和中国相比，均大为落后：41比241，85比431，32比74，37比80。印度全社会较低水平的教育普及率和较落后的信息传播硬件设施，并没有阻止这个庞大的国家实施定期的全国选举。
部分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体制建设相对而言稳定、持续，倒是得益于它1947年起步的时候，印度民众的教育普及率不高；若此，才可能使国家最重要、最困难的政治事务基本上局限于该国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精英圈子之中。只要他们之间达成了妥协，事情大体上就能“摆平”。我以印度的经验作参照，觉得台湾的政治发展恰好相反：1980年代末台湾开放竞争性的政治过程时，岛内居民中的文盲率已经降到8%以下，每十万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达到了2300人，这已经与法国和丹麦的高等教育普及率相当。所以台湾岛内居民的政治参与意愿太广泛、太高涨，每一个机构、每一级层次都要办竞选，每年选举不计其数。这样一来，虽然岛内几乎每周都有政治节目，热闹非凡，却难免乱象丛生，综合成本太高。亨廷顿在他的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早就着力地论证：政治体制的制度化太落后于政治参与的步伐，则很容易引发政治生活的无次序化。所以，我觉得印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启发乃是：民主体制的建设不宜拖延到“全民大觉醒”的时候才起步；起步太晚了，反倒容易刺激全社会的动荡不安，因为那时候人人皆要“当家作主”。
其三，政治社会学里还有一个假设，是关于民主政治与国家整合之间的张力或冲突：一个国家的民族或种族、宗教或文化越是繁杂多样，则该国在经历民主化的过程中，越是可能发生国家的分裂。
印度在这个重要方面的足迹，同样是令人注目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乐观主义的确证。让我们来引用欧洲资深的印中观察家GilbertEtienne的一段评论：“印度社会的巨大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印度的语系语言复杂，语种繁多。那些使用人数众多的所谓‘正式语言’，包括从源于梵文的印欧语系语言，到南印度的达罗毗荼语系语言等等，足有一打以上。此外，宗教门类齐全：印度教教徒占全国总人口的81.3%，为印度的第一大教；其次为伊斯兰教，教徒占总人口的12.7%；基督教教徒占总人口的2.4%；锡克教教徒占总人口的2%；佛教教徒和耆那教教徒占总人口的1.2%……如此纷繁复杂的政治、宗教、种族、语言和文化组成的‘拼图版’，为印度各党派和政治势力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中争权夺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也是产生新的冲突的根源。尽管如此，历史留下的文明特征、印度教、种姓制度以及对于国家概念的认同等等因素，确保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某种连续性，即使连续不断的入侵者也没能割断这一点”。
中国的第一大民族汉族占全国人口的92%；印度的第一大种族印度-阿利安族占全国人口的72%；中国各种次要的宗教信仰团体（即除了信仰道教和佛教之外的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等的群体）占人口的比重低于10%；印度这类信仰团体占人口的比重接近20%；中国居民在语言文字上的一致程度也高于印度。所以就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与政治国家的整合统一的关系而言，印度的实例对中国是富于鼓励意义的。
其四，政治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中有一派观点认为：虽然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都是议会民主体制，但是这种体制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成绩却不佳。换句话说，议会民主体制有碍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反倒有助于第三世界国家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这种观点曾经遭遇过多方面的批评，但是，这方面的反驳总是显得不够坚挺实在，主要原因便是印度这个实行议会民主制规模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过去的经济发展表现不够出色。
从1990年代初开始，印度决定放宽国家的管制，认真推动改革和开放，告别它多年里施行的部分地受苏联经济体制的影响、更多地源于本国独立初期意识形态的那一套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于是自1990年代初以来，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增长速度虽然还略低于中国，但考虑到印度经济体中投资的素质较高；比如，根据一项精细的研究报告，印度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11.5%增长到1999年的16.5%，这20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达到14.3%；中国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13.5%下降到2003年的8.5%，中国在1978年至2003年这25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是10.9%。印度最近几年的大趋势，正在一步一步地纠正“议会民主体制有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过往假设和认识。
（丁学良博士系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和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学院研究员）
——《卡内基中国透视》
一个房地产商人给市长们的礼物
请先看这个新闻：中国城市十大风云首脑，西安市长孙清云上榜，文章中有这样的词汇——
据了解，“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于去年三月至今年三月调查了台湾、香港、澳门及大陆四地的287个城市，昨天在香港公布城市风云首脑及城市竞争力排行。
搜索这个“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发现了这么一条新闻——2004中国城市竞争力排名公布:香港台北上海前三，这个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
据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会长桂强芳博士介绍，中国城市竞争力排名，是根据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创建的指针体系来进行的。为确保客观性和公正性，此次没有接受任何城市政府或企业的赞助和捐赠。该会历时一年完成的研究与评价系列成果包括《2004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2004年中国城市成长竞争力排行榜》、《2004年中国城市投资环境排行榜》、《2004年中国城市诚信政府排行榜》及《2003年度中国城市首脑风云人物排行榜》。
我再用Google搜索“桂强芳”，我发现了这些东西——
桂强芳：高级经济师、教授，毕业于贵州财经学院，美国东西方大学MBA硕士、美国南加洲大学管理学博士。出版土地管理等相关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60余篇。现任中国城市竞争力研究会会长、中港房地产总商会会长、中国房协会中介委副主任、《香港地产》杂志社主席、《中国城市》杂志社社长等职，兼任山东聊城、四川自贡等十余个城市经济顾问。
这个桂强芳还有一个“桂强芳产业集团”……
好了，我什么都不说了，各位自己搜索一下，你会发现更多更多有意思的东西……
Update:
又在华商互动—陕西论坛中发现了这么一个文章：《咸阳当选中国十佳宜居城市》，哈哈。
西安，你已经被抛弃？！
国家没提到就发展不起来了？
浙江在中共建国之后被中央提到过几次？不发展得非常好吗？
什么都指望官老爷给罩着，这能是主人公当家做主的心态吗？
被谁抛弃都可以，可前往不要被我们百姓自己抛弃，西安要想发展起来，必须爱民、信民、尊敬民意、遵从民意，不要再做那些伤害人民感情的事情了，只要人民真正当家做主，这西安就算中央不要，还有我西安人要呢！西安对于中央来说，只是一个城市，但是对于西安人来说，这是我们的家，我们不爱谁爱？
但是官老爷们也别把什么事都做这么绝，把人民对西安的最后的一点爱再给折磨没了，这西安，可真的是被抛弃了！
西安要发展，必须赋权于民、还利于民、还政于民！
必须惩治腐败，肃清吏治，打击无能的、不作为的、不为人民服务的各级官员。
西安要发展，必须激发起各个阶层人民对西安的认同与归属感，而不要让西安人民感到自己就是官僚阶级压榨剥削的奴隶！
如果西安能够做到这一步，就算被中央抛弃了，又能怎么样呢？
原文：9月中旬，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透露说，在即将出台的国家“十一五”规划中，长江三角洲、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将成为区域规划的重点关照对象，西安与成都，重庆同属西部地区，但是西安的发展明显落后于重庆和成都，这次的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没有提到关中经济发展带，西安，曾经创造辉煌文明的世界古城，曾经的西部开发桥头堡，你已经被国家抛弃？
[左语录：这个七月]创意是一种什么产业？
Posted by 左 手 on 七月 31, 2007 · 发表评论
今天非常凑巧，晚上，正要准备写写博客的时候，甘云剑将本周末进行的“西安创意产业大家谈”发给我了，我暗喜，这好像又切合了我在最近的这个沉默期中思考的问题。
今天非常凑巧，下午，和我的同事王伟聊天的时候，也谈到了创意产业的问题，王伟最近关心的是“互联网的管理”。
最近还非常凑巧，我看到了王正鹏写的关于英国创意产业的文章：《虚拟疆域里的艺术生产，一个现代英国经济的影子》。
无形之间，我关注的人和我关注的事情高度重合了起来。整个2007年的这个7月，我都没有编辑“左语录”了，因为这个7月的故事太多了，不只是我工作中的事情很多，生活中的事情很多，我每天订阅的新闻更多……感觉自己很糊涂，很忙碌，很匆忙地几乎成另一个阅读牲口、工作牲口、痛苦的牲口……
一度想停止写博了，但是网眼兄弟提醒我，要继续坚持写下去，他说他这个读者很希望看我的东西，我很感动，觉得我这个废话篓子叽叽歪歪地说这么多，有人爱看的话，也算是有点共鸣吧？好了，不意淫了，话归正传。
直到月底，我这个牲口在看到了王正鹏的那个文章之后，我忽然意识到，其实在这个七月里，我关注的事情，用一个词汇来描述的话，就是创意经济。
这个7月的早期，是香港回归十年了。回归十年之后的香港当局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方向，竟然学习内地的一些地方，一再拆除香港人心灵里的记忆，删除香港百年来好不容易留存下来的一些文化符号，力图把香港搞成一个崭新的、没有殖民历史遗留的“现代化”的香港。
但是香港人民并不领情。从最近一五一十的内容来看，关于香港当局的拆建，香港民众支持的并不多，甚至自发地去即将要被强拆的“皇后码头”缅怀记忆去了……闾丘露薇在博客里声援他们说：“因为他们，唤醒了香港市民的保育意识，也唤醒了香港市民的公民意识，也让政府官员开始反省，如何真正的做一个香港的管理者，而不是越俎代庖，把自己当成香港的主人。”
皇后码头很可能真的要被拆除了。和香港人的“皇后记忆”一起消失的还有逝者曾灶财，他自称是周朝某宰相的35世孙子，曾经从周天子哪里获赐港九作“食邑”，因此，这个曾家的后裔在香港各处留下他的墨宝，不依不挠地向香港历届政府宣示他拥有香港地区的主权。半个世纪过去了，香港的当家人真的是一个曾氏的后裔了，但是他却是以曾子后裔自居的曾荫权……曾社财在香港各处的“涂鸦”，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历史遗迹，一个文化符号，已经融入了香港的音乐、文化和电影了，但是在他尸骨未寒的时候，行政主导的香港当局已经准备彻底清洗掉他最后16处“笔迹”……
香港回归十年，行政当局始终在努力地遗忘，在努力地清洗，他们遗忘和清洗的东西，在王正鹏和我看来，可能就是香港最有底蕴的、也是最有价值的“虚拟艺术生产”的素材！
西安，这个伟大的城市，这个我正准备长期定居的城市，何尝不正经历着这样的过程？难道香港真的要和中国内地融为一体了吗？那样的话，香港还有什么特色？
一个叫茂呂美耶的日本人，在台湾出生，在大陆生活，她写了一个博客叫日本文化物语,其中有个文章叫《日制汉语》，里面概要地介绍了目前汉语中活跃着的由日本人翻译传播出来的“新汉语”，茂呂美耶说：“我非常佩服战前的日本翻译家，他们真是伟大。反观现代的日本翻译家，明明有旧有日制汉语可以替代的词，却硬要翻成音译片假名，以炫耀自己的外语知识，使得一些上了年纪的日本人在报上读者投稿栏中叹道：「我越来越看不懂现代日文。」”
我觉得，那么多的“日制汉语”出现，说明了日本人既非常好的学习了中国汉文化，还非常好的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化，因此，才能融合东西，创造出了这些出色的“新汉语词汇”，我们可以想一下，为什么这些“新汉语词汇”不是由中国人创造，并传播到日本去的呢？
文化的传承，我们集成了什么？传播了什么？我们中国人丢掉了什么？
这个七月，杨德昌死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主力，蔡琴的前夫死了…秋瑾也死了一百年了…侯耀文、文兴宇死了…
哈利波特面世了…变形金刚上映了…
中国的文化符号一个个消失了，但是西方的文化产品一个个推出了，强大了，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更大了…
甚至，连我们的爱情也消失了！厦门PX项目引起了市民不满，厦门大学的教授们功德不小，厦门大学最牛屄的人就是成为大学教授的大专生谢泳了！为什么我们连爱情都不能要？
我们不能有文化遗迹，我们不能有相声小品，我们不能有一个普通市民的街头涂鸦，我们甚至连普通人的普通的小小的爱情都不能留存，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土地！
你大爷的，我们的创意产业呢？在如此贫瘠的一个国家里，我们的创意从何谈起？是那些伪饰的祥和盛世吗？是那种集体操队员们脸上僵硬的笑容吗？是工厂流水线上女工们滚烫的青春吗？
张庆建议我坚持下去将“无标题”建设成为西安互联网的一个博客品牌，我压力很大。一旦一个东西成为符号、成为偶像，就会被人为地负载很多的东西，这些负载往往会产生错误的解读，远没有纯粹的书写更有意义，也更让我能够体会到书写的乐趣。
但是品牌化经营这个经典的已经有点“古老”的东西，在西安互联网业内竟然是难以寻觅，更多的是饮鸩止渴、杀鸡取卵！
我们和我们的这个行业、这个城市、这个国家丢弃了什么？放弃了什么？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重拾的又是什么？
因特在将近两年的合作之后，有了新的变化，管理员调整为：牧云 白娃，阿甘的贡献致以了感谢，Einit现在也敞开了胸怀欢迎有愿意奉献的朋友加入。请注意“奉献”这个动词。
搜狐推出了博客3.0，负责搜狐互动产品的方刚老大在博客里信誓旦旦地说：“人们相信这是一个追求品质追求长久的公司！”请注意“追求”这个动词。
默多克将大手挥向了历史悠久的《华尔街日报》，这家报纸的历史几乎等同于商业新闻人的个性史。飞猪转载一个美国的评论说：“我们理解班克罗夫特家族此刻的选择——变得更加富有，或者，坚持那些值得信仰的东西。”请注意“信仰”这个名词。
啥叫创意产业？我的理解就是：一个拥有自信和底蕴的民族，对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中的好的那一部分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同时在吸收和借鉴新鲜事物的条件下，创造出的具有长远意义的、追求品质和附加价值的、一个高度品牌化的知识产品。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创意的汇集、知识的积累、智慧的创造。
附记：
我的小老乡，漂在北京的王华东，在今天晚上更新了他的博客，发布了消息称：“已经连续加班10天了。最痛恨的事情是这两天下班的时候都下大雨。昨晚被淋了一个落汤鸡。今天也一样。今天，雅虎视频上线了。”
今天的西安也是下雨，而且还是很大的暴雨，我今天也在加班，我写到现在的时候，时间已经是凌晨2点22分了。这个文章，开始的时候计划写关于因特变革的，但是后来因为心情不好，就成了封博公告，今天再次修改了一下，成了这个“语录”。这个过程，也是“这个七月”我自己个人的小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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