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主义者之死

关于幸福

我也曾经以为幸福是很简单的事。我曾经善良地以为:

幸福就是下午可以准时下班,回家之后,老婆做好了饭菜,和孩子等我一起吃饭

幸福,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床铺上干爽的,整洁的,柔软的,温暖的,躺在上面,每个神经都放松,每个骨头都到位,每个毛孔都舒坦…

幸福,就是,冰箱里存满了我爱吃的零食:花生、核桃、瓜子、开心果…还有我爱喝得饮料:绿茶、可乐、王老吉,随时打开随时可以饮用…

幸福,就是在厕所里拉屎,发现库存的手纸厚厚的,边拉屎边爱看的书正好还在,屎尿屁一股脑顺畅欢快地流出来

幸福,在我的臆想中,就是可以放心地熬夜看欧洲杯,不必担心明天上班会迟到;就是不管是IPTV、数字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都可以看到清晰转播的、信号不间断的实况,电源也不能断。

稍微再高一点,幸福,就是,我可以自由地使用互联网,不带GFW,家里安装了一个无线AP,可以随意地躺在床上上网,坐在沙发上上网,蹲在马桶上上网,倒立做瑜伽的时候也能上网…

稍微再高一点点,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都有健全而稳定的医保机制,希望我们的家是可以抵抗8级地震的,希望台湾是可以自由地去旅行的,希望香港的黑社会全都从良,澳门的赌场自动解散,大陆的贪官污吏全部死光光…

稍微再高一点点点吧,让余秋雨不会写字编文章,让王兆山自己带着纸电视下地狱看奥运会直播,让砖家们被砖砸,叫兽们被兽咬…

关于安全感

我觉得我对幸福的理解是简单的,小小的,很平民的。

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一个月加四天了,我现在还有很强烈的地震后遗症。我住在城中村的房子里,总是觉得不安全,怕自己会在睡梦中被预制板压成肉饼。

好几次了,我突然感到了有强烈的摇晃,然后飞奔到厕所,看到厕所门口的饮水机里的水都没摇晃。

地震的错觉一直都存在我的潜意识里。端午节那天,我去另外一个地方漫游,夜深了,我坐在床边,盯着电视看欧洲杯的开幕比赛,我都觉得床不时的在抖动。

地震,袭击了我原本就不多的小小的安全感。我在这个城市里已经6年了, 我的小房子蜗居了六年,这次地震,厕所的门框都被震得松动了,门框和砖石的结合处的缝隙现在可以插进去一根手指头。

我希望有一个自己的房子,未必有我的产权,但是安全。我希望我在自己的家里唱歌跳舞、欢笑哭闹, 而不打扰我的邻居。我希望可以在这个城市里融进去,哪怕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也是这个城市里的公共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希望能够产生对城市的认同感并让这个城市接纳我,让我贡献的税金和青春年华在这个城市中多少有一些体现。 Read more

看TVB&TVBS筹款节目有感…

通过TVUPlayer看到了现场直播的TVB(香港,邵逸夫手下的电视台,无数经典港剧的制造者。现场由曾志伟主持。)和TVBS(台湾,TVB关系电视台,据称有大陆资本)联手直播的“众志成城,抗震救灾”(持续4个小时,今晚24点正结束)的活动。

台湾立法院院长和台北市市长、香港特首等高官显贵都发言呼吁大家积极捐助…

在台湾和香港电视屏幕的下面,滚动的都是个人,都是一个个普通的百姓。

而CCTV、广东卫视、湖南卫视等大陆电视台,最近也先后举办了捐赠义演等活动。但是当地的党政首脑都没参与,也没露面或者发言呼吁。

而且,大陆这边电视屏幕下面滚动的捐赠名单大多是企业和机构名,没有个人捐款…

为什么会这样呢?

左语录070826

文化

在伦敦泰晤士河南岸的泰特现代广场门口,有一个小乐队,他们在演唱,背景是河对岸高大的圣保罗卫理会大教堂和天边的白云。他们都光着脚,弹着旧的吉它,打着一小小的架子鼓。没有主唱,唱法很简单,他们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在一个浪漫的天气里听这些音乐。——王正鹏, 一个英国小乐队的文化产业

美国一天之内卖掉八百三十万册“哈七”,这数字相当于人口的3%,按中国人口折算就是四千万。如果政府不介入,军队不出动,各行各业没有放下日常工作而紧急投入“特大政治任务”,就让你政治上绝对正确,于丹新著《〈姜选〉心得》,一天之内,全国各地,你倒是让一家出版社发行四千万册给我看看!即使资金和市场需求不是问题,只怕也达不到英国的数字三百万。——吴讲斯美,哈利·波特的文学和神话

我总是难以理解花园城市国家的意思,我以为不管怎么说,也是一个国家吧,虽然我知道世界上最小的国家只有几个足球场大,但新加坡应该不会太小,再怎么说也是一个发达国家.看了李的回忆录才知道,其面积是香港的一半,人口是香港的三分之一.天,我们随便一个中等城市都要比新加坡大上几倍.这个颠覆性的常识,让我对”大”一下失去了自信心和自豪感.——唐草,读<李光耀回忆录下>后

正在我国财政部和外汇管理局要把大批的外汇向国外投资时,正在国际社会把中国当成新兴富国刮目相看之时,中国国内的啼饥号寒之声却不绝于缕。中国到底要怎样发展?眼前发生的一幕幕真实情景让人疑惑。请看仲大军先生的一件亲身感受。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7年7月28日—— [凯迪周刊] 令人潸然泪下的中国社保

我说:“没有密码,重置密码吧。”营业员说:“要花十块钱手续费”。反正办存折本时,卡上有10块钱的,这么多年也没有用,就当送这邮政储蓄的礼了,我说:“行,即使我花十块钱,也把这密码重置了,把账户消了。”营业员又说:“要出门去复印身份证,拿复印件,再等上一周,按密码挂失办”。我一听当时就快晕倒了。——ctblogger,忘恩负义的邮政储蓄银行

“只有富人得到保护,穷人才可能变富”这句话,无非是说保护富人是穷人变富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这有什么错误呢?如果富人的财产随时可能被他人抢走或被政府没收、征收,不但本身就会导致缺乏稳定的富人阶层,而且还逼迫暂时的富人挥霍浪费或将资产转移到国外,富人在中国大陆将不复存在,这里的穷人怎么可能变富呢?——杨支柱专栏,如何保护富人:我来替茅于轼把话说完

对于他的同龄人张艺谋导演,艾未未措辞也颇为苛刻。张艺谋正同史蒂芬斯皮尔伯格联手编排奥运会开幕式。“世界上所有龌龊导演都参加了,真是令人作呕。”艾未未做出了如此评论,“我不喜欢任何无耻地滥用自己职业的人,他们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判断。这是没有思想的行为。我非常公开地批评将文化用于政治宣传目的,而摒弃了艺术和智力真正功能的倾向。所有人都倾向于不去谈论过去,而剩下的就是娱乐和欢庆。这简直是疯了。”——艾未未,07.08.25

现在“新左派”里面以甘阳为代表就提出了,要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他6月份发表在《读书》上的头篇文章。这是信口开河。他特别强调儒家讲乡亲、亲情。在制度层面而不是私人领域讲乡亲、亲情会有什么后果?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就是山西黑砖窑的出现。为什么黑砖窑在一些党支部和乡镇党委、政府的眼皮底下公开存在,没有受到任何阻碍?就是讲乡亲亲情,互相包庇隐瞒,不讲法治。——袁伟时:“新左派”跟文化保守主义搞联合了

媒体

真实的中国新闻界:它既不是媒体自己竭力宣称的社会公器,也不是媒体人标榜的民主、正义诉求的场所,其实质不过是一群媒体人追逐个人利益的平台。在林立的利益集团当中,媒体业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废都青年,近来读到的一篇传媒业研究文章

从桂林日报莫名其妙地道歉到上海媒体人泯灭良知、弃守专业做人帮凶,媒体的责任到底在哪?纸馅包子不会危及公众对新闻媒体揭露假恶丑的信心,但自甘堕落到唯官命是从的地步、践踏良知道德到这般田地,媒体公信岂会不破产?难怪广东人会说:“宁信无线亚视造谣,不看新闻联播和谐。”——bonnae,陈良宇——Game over后的深思

记者的职业是一个看不见未来的职业。在我所呆的城市里,如果你过了40岁还当记者,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决心的。有人把记者比做新闻民工,让我看来,现在的记者和坐台小姐差不多,那里有会那里去,去了就得陪着笑脸,为了那曲曲的红包,记者的尊严又能值几个钱?所以从报社转行的人,聪明一点的,开一家广告公司,继续挣读者的钱,次一点的,去某些公司应聘一个什么策划总监,也算是学有所用,最差的只能彻底转行,彻底摆脱这个职业,成为心中永远的痛。——agan,不拿红包的记者就是好记者?

西安媒体就是这样,对一些特定的事物往往能表现出另人恐怖的热情,经常爱心洋溢(您看看都市快报就知道了),善于挖掘一些在“五讲四美三热爱”领域有突出贡献的平民,然后顺带着给自己脸上蹭点光,别动不动就把自己的名字挂在前面以爱心的名义呼吁了,求求您了,都老大不小了,别赤裸裸的什么都不穿,请用正常人的思维考虑问题,拜托!——johnxious,一个正常人的初衷

互联网

有位叫皮尔埃德的法国人类学教授做了一项调查,根据原始病毒作者的国籍,来测算信息文明时代人类技术技巧的分布变化,以及与道德文明之间的关系。结果东欧成为目前全球高水平病毒的核心源泉,……而中国和韩国却成为病毒最活跃的地方——三联生活周刊,25岁的电脑病毒

现在百度不卖广告了,卖新闻。现在其推广的是百度主题广告推广,未来可能在这些2008联盟上出现百度新闻推广。或者是百度2008奥运会资讯推广。这个很可怕,用户在任何一个网站,都能在联盟网站的页面上看到这么一个资讯推广,换句话说,就是你不用再去门户看新闻了,你也不用去百度了,你去任何网站都能看到奥运会新闻。——陈中,百度“2008联盟”猜想

坊间有文章介绍《华尔街日报》报道与写作的七大要点,虽然是正式新闻媒体的写作手法,但针对于Blog,也是很有益处的。不是说,Blog已经具有了媒体的意义与功能吗!?那么,很简单,如何吸引你的读者,就如同媒体要如何吸引它的读者一样,都是很重要的一点了。—— pengbone,用华尔街的手法写Blog

那些优秀的blogger们,他们是长尾时代的watchdog,是海量信息的把关人。如同大众传媒时代的新闻工作者,观点匮乏市场上的意见领袖。他们是可爱的、爱显摆的、亲近的陌生人。——张锐,沉默的上帝不如爱显摆的陌生人

特别推荐4G Spaces && Web2.1——二十年政治考题和学生

香港、华商报、十年

香港回归十年了。记录西安和陕西的华商报也十年了。

很多人都写文章了,看他们的文章,我心里痒痒的。我也动手了…

(一)我所理解香港的十周年

香港对很多中国人的影响,可能要超过华商报对陕西人的影响。从港资、港货、港人、港台、港商,无意中,有没有发现“港”这个汉字的第一解析已经从港口的“港”演变为香港的“港”。

十年来,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乃至在民国、晚清时期,很多新鲜事务就开始通过香港这个港口流传到广袤的中国内地。官方的话语里总是说“现在”是香港和内地关系最密切的时期。十年前就这么说,十年後也是这么说。

是香港融入中国内陆,逐渐成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还是中国逐渐学习香港的廉洁、高效、规范,成为一个强势的国家?最近这段时间,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个,但是对于我这个至今还没去过香港的人来说,这些都是伪命题。

香港的回归,与其说是中国的强大导致英国妥协,不如说是英国人悠久的“妥协”传统给了当时的中国政府更大的回旋空间。

——一国两制并不是什么创举,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发展历史上,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四地直到今天还在实行不同的政治体制。

苏格兰的独立派力量甚至有意发起“独立公投”,要求从UK独立出来,成为一个新的国家。但是,我们没有听见布莱尔或者他的继任者布朗说:“一个英国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UK政府是英国唯一合法政府,苏格兰是英国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英国人现在可以几乎无阻碍地直通法国,但是我还不能自由地拿着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去已经回归十年的香港。

我现在对于香港的印象,还是只能来自我所能接触到的影视、书籍、图片等文化产品,在互联网上,我订阅了好几个香港本地人的博客,我试图通过他们来了解一个真实的香港。

在他们的感觉中,香港的电影开始衰落,香港的明星也开始青黄不接,香港的经济地位逐步被上海、北京、广州取代……那么香港还有什么引以为豪的?

在他们的博客中,他们认为香港最大的优势在于“一国两制”,这个“一国两制”并不是中国内地宣传机构创造的那种语境下的用以讴歌政策伟大,我主英明的那个意思,而是一种根植于殖民历史的优越感。他们普遍认为,香港目前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系,是大陆任何一个城市都不能比拟的。而政治体制来源于大英帝国,经济体系则是一代代香港人在自由市场经济下的百年学习、积累、沉淀。

或许,我从这些香港人的博客中还是不能完整地认识香港,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版图中,我们很难再找出一个比香港更加接近现代社会的地方。这就是现实。

(二)我所感到的华商十周年

南方都市报为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出版了高达272版的纪念特刊。华商报为了纪念自己的十周年,也出版了132个版的特刊。有些报摊在当天取消了以往用1元出售华商报一份并搭售其他报纸一份的做法,而直接将标价0.8元的报纸卖做1元。我不幸就遇到了,摊主还振振有词,说今天报纸这么厚,出售1元是华商报授意的。我不知道她的这个理由是真还是假。

华商报十年来的精华,好像都浓缩在了他们在今年7月1日出版的十周年特刊中。经过十年的努力,华商报现在已经牢牢地把握着陕西的舆论话语权。一年能够拿下20亿的收入,一个结合报纸与网络的媒体集团已经形成。

这个特刊分成了7叠。其中《成长路》、《正气歌》、《人物榜》最好看,在这三叠之中,《正气歌》尤其好看。一份报纸的十年来的道义担当在这三叠报纸中呼之欲出,采用新闻回顾、事件点评、人物追踪、当时记者回忆等各种编辑手段,将新闻事件再次包装、挖掘,彰显出了一个负责任、有正气、有理想的媒体的形象。

如果每天的华商报都能像今天的这样多好?我在看完报纸之後,掩盖不住内心的激动,打电话给一位在华商报工作的好友,我如是说。

“捍民权”、“解民忧”、“揭黑幕”……陆步轩、孟晓霞,秦透社……

一个个闪亮的事件,一个个鲜明的人物。

华商报十年的努力,换来的是什么?南方都市报的庄慎之题词送曰:“同声同气,惺惺相惜”。华商报的精神内核在张富汉的《十年》中体现了出来,老大说的话很虚,归结到一点就是:“新闻是一种理想”。他还说到了中国十年来的变化——“对话代替了对抗、思想解放代替了意识形态的冷战、民主理念逐步深入、法制逐步健全、民众自主意识增强、政府行为进一步规范、社会财富增加、传媒管理日臻科学……”

但是这些变化,都没有江雪在Td10版的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角落里写的这句话让我感动,她的这句话,应该就是华商报目前所能担当的道义和责任的最高线了吧?

她说:“众多媒体,因为适值2003年大学生就业严峻的形势,多少有点自说自话地把14年前的陆步轩放在2003年的背景下来谈论了。而实际上,在“人才浪费还是自由选择”的热议声中,无论是媒体还是读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14年前就从北大毕业的陆步轩,无论是不是才子,他的命运,和当下的人才供求问题都没有任何关系。”

江雪两次提到了2003年和14年前,读者对报纸上的数字是敏感的,2003-14=?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三)我所体会的“十年”的意义

十年,对于人来说是不段的时间,但是对于一个城市、一份报纸来说,是非常短暂的。如果华商报要做百年大报的话,那么十年对于他们来说,也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十年的时间对于香港来说,也只是一个瞬间;十年的时间对于这个被称为中国的地方,更是微不足道了。

中国正在经历五千年不遇之大变革,历史总是在长期的积累之后,进行一个总的爆发。过去的十年,看似非常平淡,或许就是为了下一刻将要发生的大变革在做准备。骆驼已经很累很疲倦了,四个蹄子都发软了,好像就差那么几根稻草了。

这根稻草,最有可能来自香港人,也很有可能来自台湾同胞,还有可能是中国内地的某个人。

十年来,华商报记载了陕西这块土地上的变化,不管是积极的、向上的、黑暗的、丑陋的、主流的、边缘的……十年来的记载,其实证明了一个道理,任何试图阻碍民主、民权、民生向好的方向转变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都是无益的,要被扔到垃圾堆里去的。

十年来,香港人每年7.1都“集体逛街”,所争取的,也绝不仅仅是“民主、自由”,而是香港人自己努力把握自己命运的权利。

沧海桑田都会变,诺言誓言也会变。十年来,你变化了多少?唯一不变的,或许就是我们心底仅存的那一点点的柔软。

感谢华商报以及缔造了华商报的“江雪和张富汉”们,感谢香港以及缔造了香港的中国人和英国人。

世道沧桑,道义永在。人心不死,正气永存。

[转]南方报业凤凰卫视全面合作

以共同见证香港回归十年盛典为重大契机
南方报业将与凤凰卫视携手建立全面合作战略伙伴关系

本报香港电 紫荆灿烂,凤舞龙翔。香港回归十周年庆典前夕,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管委会主任、集团公司董事长杨兴锋与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刘长乐,昨日上午在海逸酒店,一杯香茗,一幅海景,开怀纵论古今远近。双方达成共识,将紧密合作,以携手报道香港回归十年这一民族盛事为新的起点,建立全面合作战略伙伴关系。

南方报业与凤凰卫视都以凤凰作为自己的精神象征和企业标识。一个地处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广东,一个地处东方之珠——香港,都是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担当、享有重大影响的主流媒体,在报业与电视领域都树立了自己的独特地位。双方秉着共同的社会责任,已经开展了非常良好的合作,给彼此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今年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的重要日子。两只凤凰和着回归的祥乐,翩翩起舞,歌颂龙的盛事与盛世。做好相关报道,不仅是主流媒体的责任,更是展示实力、赢得竞争的重要战场。南方报业将与凤凰卫视开展“凤舞龙翔——见证香江”合作,实现共赢。在这次香港回归十周年报道中,确定以“凤舞龙翔”为主题,优势互补、共享资源,共同见证中华民族的历史盛事。

双方表示,南方报业与凤凰卫视将在此前和此次的合作基础之上,面对全球的华语华人世界,建立全面合作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近期将就具有普世价值的慈善、环保等方面,发挥各自的优势,合力推动有关议题的发展。

胡键 陈实 张蜀梅(转自南方报业网站 2007-06-28 09:54:25)


“南方神鸟”比翼齐飞 传承华文传媒梦想

相关链接:中移动入股凤凰卫视

左语录070627

总编辑这岗位,正在无限接近论坛总斑竹+QQ群主,谁能让网民爽了,谁就是最好的。——炳叔,天极YESKY总编辑80后了

从2003年初开始,ohmynews就开始了持续而平稳的下滑。排除alexa本身的局限,这种变化轨迹也足以说明:ohmynews已经从一个很重要的网站变得无足轻重。比较诡异的是,恰恰是从2003年开始,“公民新闻”这个概念不断升温,到去年底达到了高峰。为什么“公民新闻”的标杆,发展轨迹恰恰与“公民新闻”的概念背道而驰?——风端,ohmynews的衰落与公民新闻的热闹

信报翻出十年前的关于97的十条言论,下面两行小字:10个不同观点,只是当年评论97问题的一小部分。十年人事,百样变迁。信报,继续开放言论平台,兼收四方观点,并蓄百家之言。当年、今日,始终不变。内的报章,超过十年的也有,但是哪家报纸有这样的资料库?没有资料库,哪个编辑能做这样历史感的表述?——思维的乐趣,方军:持久的魅力

香港的优势,正是在于他有着和内地不同的思维,可以成为内地发展的一个榜样。而当香港越来越内地化的时候,一国两制的实践,意义又在哪里?——闾丘露薇,十年人事

问:那么,在你看来上海和香港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答:很多人都说过,两个城市,互为镜像。而在我看来,女人,特别是上海女人,是镜像中最生动的一景。——木木:木有书读,上海·香港·女人

一生愛國竟成階下囚 兩岸鬩牆交流變泄密

09月01日 星期五 05:05AM

【明報專訊】資深新聞工作者程翔昨日被北京市法院判處間諜罪成囚禁5年,從官方發布的裁決內容裏,我們看不到任何有力指證程翔賣國的證據,他的所謂泄露機密予台灣情報機關,原來只是替據信是廣 告台灣歐亞基金會的機構撰寫分析兩岸局勢的文章,許多內地和香港有名的學者都曾替這基金會演講或撰文。我們有理由相信,程翔只是兩岸敵對的畸形政局與內地過於嚴苛的國家安全法例的犧牲品,北京當局應盡早讓他回復自由,並從速檢討現行的國安法例。

去年8月新華社曾就程翔案發表一則消息,指他收取數百萬元的款項,為境外情報機關刺探關乎中國軍事、政治等方面的絕密資料,指控極其嚴重。

不過,從昨日官方發表的審訊結果來看,去年8月提出的指控顯然是高度誇大的片面之詞,經修訂的指控是向台灣某基金會提供涉及機密的資料,前後收取了30萬元。

歐亞基金會也許和台灣的情報部門有聯繫,正如內地好些科研單位甚或新聞機構,往往是情報人員棲身之所。但這些機構在海峽兩岸的交流上畢竟有正當的角色扮演,因為兩岸的政府長期處於敵對猜疑狀態,兩地的官員極少正式交往,但不交往會加深誤解,會增加錯判局勢擦槍走火的風險,為了兩岸和平,純民間和半官方的交流是有必要的,情治人員或會滲透其中,但不能把這類交流打成間諜活動。

歐亞基金會的活動並不神秘,它有許多講座和研討會是公開的,它徵集了兩岸三地不少學者的評論文章,公眾在網上可以檢閱,程翔就算按官方指稱,在2004至 05年間,為基金會寫文收取30萬元酬勞,也仍然在正常的稿費範圍內,不能就此扣上間諜罪名,如果他真的為台灣當間諜,怎會愚蠢到叫人從香港把他的手提電腦帶返內地,交給調查人員﹖世上有這樣的間諜嗎﹖

根據官方昨日發布的消息,程翔不但主動交出個人電腦,還對他和基金會人員的交往直認不諱,和盤托出,這一點顯示,程翔是相信自己是清白的,他大概是出於問心無愧的愛國情操,主動向調查人員披露自己過去數年寫的文章,調查人員仔細審閱,在字裏行間發現了官方機密的影子,便抓大做文章。

其實,跑了幾十年中國新聞的記者,有誰沒有接觸過國家機密﹖有誰的筆下沒有機密資料的影子﹖這是因為中國有太多的國家機密了,從江澤民為何提早全退,到重大天災人禍的處理,貪污腐敗案的調查下文,無一不是國家機密,問題是程翔向台灣歐亞基金會提供的所謂機密,是否真的屬於敏感的國家安全機密,其外泄會否對中國的國家安全造成損害﹖官方發布的審訊結果,在這個關鍵問題上提不出任何有力的指控,遑論令人信服的證據。

官方對程翔的指控,實在有太多疑點,完全無法令人相信這位港大畢業後放棄高薪厚職去《文匯報》當記者的愛國者,會是出賣國家的間諜。或許因為這個緣故,北京當局也不忍心重判,以無中生有的「自首」為由,判他入獄5年,相對於過去間諜罪和泄露國家機密罪的量刑,這個刑期可算是從輕發落。

對於清白的人,一天的刑期也是過多,我們深信程翔是清白的,當局應該盡早釋放他。即使按照內地的司法慣例,服刑滿三分之一刑期,便可申請保外就醫,程翔去年4月被拘禁至今已超過16個月,距離5年刑期的三分之一(20個月)不足4個月,當局既有從輕發落的意思,何不一輕到底,應程翔僱主新加坡《海峽時報》的請求,讓有高血壓的程翔早日獲釋﹖

程翔案帶出了一個香港新聞界很關心的課題,就是如何避免墮入國安法的陷阱。所謂國家機密,既無清晰定義,亦無識辨標記,檢控機關毋須證明被告人知情而蓄意泄密,亦毋須理會泄密會否對國家安全構成實質傷害,被指泄密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某台灣學術機構在內地國安人員眼中是敵對情報組織,無意中變成通敵賣國的間諜。在這樣的國安法律下,無辜百姓動輒得咎,記者在內地採訪提心吊膽,怕隨時跌進地雷陣,這對中國的現代化是莫大的諷刺,中央領導人追求以法治國,實應從速檢討和修訂國安苛法,為中國實現法治的現代化鋪路。

[转载]丁学良:印度经验四条重要的反思

丁学良(就是那个说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的伟大的说真话的教授。)

印度经验中值得人们反思的甚多,我本人在学习中最感兴趣的是四条。首先是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进步程度的关系。最为公众关注的政治社会学假设之一是:“一个国家除非经济上已经相当发达,否则不能启动竞争性的议会民主制度;若是冒冒失失地启动,它的议会民主制度也将是短命的”。

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世界史,确实提供了对上述假设或认识的相当程度的证实——像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孟加拉这几个人均收入不高的国家在1970年代末期以前,确实有过先尝试民主选举制度然后又被军事独裁制取而代之的曲折经历。但是这种验证只是局部的而非普遍的,印度则是证伪上述假设或认识的最重量级的国家。1947年印度独立以后,就选择了议会民主制,当时它的人均GDP收入约为597美元。在十个主要的亚洲国家中,印度的人均收入位居倒数第三,低于平均数。然而到现今为止,印度的议会民主制已经连续实践了六十年。这期间,只有1975年中至1977年初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印度的政界高层强制实施了“国家紧急状态”。印度的经验有力地说明,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并不命中注定地不可以启动民主实践的进程;启动以后,并不注定地要大倒退到可怕的军事独裁。一个国家里各种各样的社会因素、文化传统和其他的政治因素,能够发挥独立于经济财富水平的扶助作用,使得该国的民主体制生根发芽,稳步发展。

其二,政治社会学中另一个假设是:“一个国家的教育普及率对该国的政治发展影响至关重要;在一个文盲众多的社会里,民主政治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印度的经验在这一方面,同样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根据2005年发布的资料,印度15岁及更大年龄人口中的识字率为61%,高等院校的入学人数占该入学年龄组的比率为11.5%;中国分别为90.7%和15.4%,均显著地高于印度。

而在与知识和信息传播相关的硬件设施方面的状况(包括:每千人拥有的电话线长度、每千人拥有的固定电话和移动电话、每千人中的互联网使用者人数、拥有电视机的家庭比率),印度和中国相比,均大为落后:41比241,85比431,32比74,37比80。印度全社会较低水平的教育普及率和较落后的信息传播硬件设施,并没有阻止这个庞大的国家实施定期的全国选举。

部分学者认为,印度的民主体制建设相对而言稳定、持续,倒是得益于它1947年起步的时候,印度民众的教育普及率不高;若此,才可能使国家最重要、最困难的政治事务基本上局限于该国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精英圈子之中。只要他们之间达成了妥协,事情大体上就能“摆平”。我以印度的经验作参照,觉得台湾的政治发展恰好相反:1980年代末台湾开放竞争性的政治过程时,岛内居民中的文盲率已经降到8%以下,每十万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比重,达到了2300人,这已经与法国和丹麦的高等教育普及率相当。所以台湾岛内居民的政治参与意愿太广泛、太高涨,每一个机构、每一级层次都要办竞选,每年选举不计其数。这样一来,虽然岛内几乎每周都有政治节目,热闹非凡,却难免乱象丛生,综合成本太高。亨廷顿在他的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早就着力地论证:政治体制的制度化太落后于政治参与的步伐,则很容易引发政治生活的无次序化。所以,我觉得印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启发乃是:民主体制的建设不宜拖延到“全民大觉醒”的时候才起步;起步太晚了,反倒容易刺激全社会的动荡不安,因为那时候人人皆要“当家作主”。

其三,政治社会学里还有一个假设,是关于民主政治与国家整合之间的张力或冲突:一个国家的民族或种族、宗教或文化越是繁杂多样,则该国在经历民主化的过程中,越是可能发生国家的分裂。

印度在这个重要方面的足迹,同样是令人注目的,因为它提供了一个乐观主义的确证。让我们来引用欧洲资深的印中观察家GilbertEtienne的一段评论:“印度社会的巨大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印度的语系语言复杂,语种繁多。那些使用人数众多的所谓‘正式语言’,包括从源于梵文的印欧语系语言,到南印度的达罗毗荼语系语言等等,足有一打以上。此外,宗教门类齐全:印度教教徒占全国总人口的81.3%,为印度的第一大教;其次为伊斯兰教,教徒占总人口的12.7%;基督教教徒占总人口的2.4%;锡克教教徒占总人口的2%;佛教教徒和耆那教教徒占总人口的1.2%……如此纷繁复杂的政治、宗教、种族、语言和文化组成的‘拼图版’,为印度各党派和政治势力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中争权夺利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同时,也是产生新的冲突的根源。尽管如此,历史留下的文明特征、印度教、种姓制度以及对于国家概念的认同等等因素,确保了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某种连续性,即使连续不断的入侵者也没能割断这一点”。

中国的第一大民族汉族占全国人口的92%;印度的第一大种族印度-阿利安族占全国人口的72%;中国各种次要的宗教信仰团体(即除了信仰道教和佛教之外的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等的群体)占人口的比重低于10%;印度这类信仰团体占人口的比重接近20%;中国居民在语言文字上的一致程度也高于印度。所以就社会文化的多样性与政治国家的整合统一的关系而言,印度的实例对中国是富于鼓励意义的。

其四,政治社会学和发展经济学中有一派观点认为:虽然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都是议会民主体制,但是这种体制在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成绩却不佳。换句话说,议会民主体制有碍于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发展,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反倒有助于第三世界国家高速度的经济增长。

这种观点曾经遭遇过多方面的批评,但是,这方面的反驳总是显得不够坚挺实在,主要原因便是印度这个实行议会民主制规模最大的第三世界国家,过去的经济发展表现不够出色。

从1990年代初开始,印度决定放宽国家的管制,认真推动改革和开放,告别它多年里施行的部分地受苏联经济体制的影响、更多地源于本国独立初期意识形态的那一套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于是自1990年代初以来,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增长速度虽然还略低于中国,但考虑到印度经济体中投资的素质较高;比如,根据一项精细的研究报告,印度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11.5%增长到1999年的16.5%,这20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达到14.3%;中国经济体的年度利润率从1980年的13.5%下降到2003年的8.5%,中国在1978年至2003年这25年期间的平均利润率是10.9%。印度最近几年的大趋势,正在一步一步地纠正“议会民主体制有害于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过往假设和认识。

(丁学良博士系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高级研究员、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和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学院研究员)

——《卡内基中国透视》

20万人被列入了一个神秘的监控黑名单

(明报新闻网报导)中国XXXX信息中心透露,内地公安要求网吧上网者要用真名上网,以便监控有20万人的黑名单。

信息中心表示,最近各地公安对网吧真名上网的监控是为了配合中国国家安全部新的监控国内异见力量软件系统的运作,国安部目前已可对在网吧真名上网的被监控对象的电脑实行“同步”,其效果等于有人站在及贴出的文章,更可获得被监控者去外网站收邮件时所用的密码。

信息中心指出,国安部监控系统原理是这样的,一旦在其黑名单上的人士真名上网,国安部的监控系统立即会发出警告,而同时会显示出上网者IP的地址及在哪一间网吧,国安部已将黑名单上的人分为五个级别,在发现重要被监控对象在网吧上网的警告后,国安部可立即对该被监控对象电脑实行“同步”,“同步”也就是在另一屏幕上复制对象屏幕全部信息例如邮件的密码,同步技术还可以在察觉到被监控者将要发出极机密信息时使被监视对象的电脑死机。

信息中心说,曾在今年四月对以上国安部对网吧真名上网者及在家上网者监控的技术进行验证。据悉,国安部20万人黑名单中包括有:曾因“反革命”或“颠覆罪”被判刑的人、“非法宗教势力骨干”、“天主教地下势力骨干”、“***骨干”、“有害气功骨干”及经常上访“聚众闹事”人士等。

奇文欣赏:致陈方安生阿姨的公开信

本博评论员:
在《联合早报》读到一个大陆大学生《致陈方安生阿姨的公开信》,总算知道了中国GCH党愚民政策有多深。一个幼小的心灵,满嘴的”文革”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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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陈方安生阿姨的公开信
尊敬的陈阿姨:
你好,今闻你要参加明天的七一大***,我为你的争取”民主”的精神感动不已。所以对你多了一份关心。没想到我对你越了解,就越心寒,你的所作所为原来是既要又要的那种人。
据媒体说你的参加居然是想选特首(选举是人的基本权利,在中国***的教育下,好象人民要参与民主选举,就是”罪恶”)检验一下民意,那你为何要打着民主、选举的旗号呢?不是玷污了它吗?这不是明摆着强奸民意吗?(是谁在”强奸民意”?
第二是你在英港殖民地政府当高官的时候你参加了***吗?你提出了要普选的口号了吗?是不是怕丢了官位呢?你在特区政府也身居高位,也没听说过你冒过什么皮皮?可是今天你下台了,我们的”民主斗士”你就钻出来了?你以前为啥不发话呢?是不是你那时民主意识还没发育呢?你人都这么大了,你现在发话你不想想以前的龌龊,你不觉地虚伪吗?再来看看你们所谓的民主派,是不是有个叫李柱铭的叔叔呢?要是我没记错的话,他去年比你还火,他是不是到了美英等”干爹国”去开什么听证会呢?他是不是去参加了所谓的”台独研究会”呢?你们搞民主我不反对,可难道就要去求助外国人呢?你们这么没自信,怎么能把香港治好呢?支持台独,你的良心在那呢?俗话说得好,人以类聚,你们这群打着民主旗号的人啊,不由得让我想起了你们的师傅秦脍和汪精卫之流搞的那一套,什么忠君啊,曲线救国之类的好听话,也不由让我想起了你们的干爹美国在伊拉克打着”民主”旗帜干的好事。。。。。。(给搞民主的安上”里通外国”的罪名,我们的年轻人有都成了高手。可悲!
你们真的是深得真传啊,这个招牌太好使了,想当官就这样,又来蛊惑香港同胞了,很好,很好。我首先提前祝你马到成功,遗臭万年,搞好了,你当官,搞坏了,你有钱,你移民,你们真聪明哦,也让我后辈看到了什么叫厚黑学。说这些,也没说清楚,只不过为他们的无耻而愤概,起泡砖引玉的作用,我想对你们说,不要把好心视为应当,不要把容忍视为好欺,我想对中央说,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他们在干些什么,我想对广大网上朋友说,去揭一下他们的本面目,让他们明白我们的民意,我们太软弱了。愿你自重。(咳,一声叹息!
一个大陆大学生(真给中国大陆的大学生丢脸,要是中国大学生如此低劣的水准,我看中国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真实活该,如果我是老板,我就绝对不要这么无知的大学生。
《联合早报网》(丫的,还跑到新加坡丢人去!不过也可以预想,这样的文章在国内论坛上是发不出来的,因此只好跑到新加坡作出口转内销了!